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逝世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
从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让我们这么开怀大笑过，笑完，静下来，感到有种力量悄悄潜入了内心。这位仁兄肩膀宽，有担当，虽是满脸坏笑，内心却是温醇的，天地动摇不改其英雄本色。我们猜，大概是因为他害怕过于受人尊敬，才那么不正经的。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找啊找，找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我才注意到，他的签名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种事。
王小波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统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作品，真是不习惯。直白、粗鲁，却又饶舌，有学者范儿，不能让人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让人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领域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而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告诉我。
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本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是新派文学的重镇，由于历史原因，1990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1996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掘最好的作者与作品，不设限制。于是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回答：“有一堆压箱底的，你有时间过来拿吧。”1996年互联网还未普及，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1996年8月，我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那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书柜和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啊，光这篇幅你们那儿就够呛。”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能变成现实。
上班后，我先给王小波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我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是月刊，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地说：“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这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也没戏了吧？”我说：“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的戏吧。”他说：“怎讲？”我说：“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说：“三万字？”我说：“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發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腹腔：“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情节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批准刊发的好消息。而他的原稿被我留下，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儿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王小波，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评。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在我的建议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有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费心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与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我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我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我的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吗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
“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极大荒诞的那种笑。
“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
“没什么的。”他神情淡然地说。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寿寺》第七章作为“王小波纪念小辑”的一部分，得以发表。“时代三部曲”在1997年5月13日他45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首发式。我把书拿回家，先读《白银时代》。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公司”里的故事：“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上，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線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这真是个熟悉的场景，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笔下中枪倒地。是的，连理由都一样：“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你知道，他习惯了说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