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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稿记

2022-04-24人物

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逝世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

从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让我们这么开怀大笑过,笑完,静下来,感到有种力量悄悄潜入了内心。这位仁兄肩膀宽,有担当,虽是满脸坏笑,内心却是温醇的,天地动摇不改其英雄本色。我们猜,大概是因为他害怕过于受人尊敬,才那么不正经的。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找啊找,找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我才注意到,他的签名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种事。

王小波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统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作品,真是不习惯。直白、粗鲁,却又饶舌,有学者范儿,不能让人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让人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领域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而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告诉我。

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本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是新派文学的重镇,由于历史原因,1990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1996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掘最好的作者与作品,不设限制。于是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回答:“有一堆压箱底的,你有时间过来拿吧。”1996年互联网还未普及,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1996年8月,我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那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书柜和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啊,光这篇幅你们那儿就够呛。”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能变成现实。

上班后,我先给王小波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我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是月刊,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地说:“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这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也没戏了吧?”我说:“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的戏吧。”他说:“怎讲?”我说:“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说:“三万字?”我说:“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發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腹腔:“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情节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批准刊发的好消息。而他的原稿被我留下,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儿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王小波,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评。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在我的建议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有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费心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与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我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我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我的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吗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

“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极大荒诞的那种笑。

“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

“没什么的。”他神情淡然地说。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寿寺》第七章作为“王小波纪念小辑”的一部分,得以发表。“时代三部曲”在1997年5月13日他45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首发式。我把书拿回家,先读《白银时代》。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公司”里的故事:“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上,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線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这真是个熟悉的场景,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笔下中枪倒地。是的,连理由都一样:“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你知道,他习惯了说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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