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约到热门人物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和记者谈话。迈克特别幸运，许多不同领域内的顶尖人物都觉得被他采访就像是一个嘉许他们通过测试的仪式，是他们已经达到该领域巅峰的无形证明。“一个小偷只有在他上了《60分钟》节目后才觉得自己真的混出了名堂。”迈克喜欢引用他同事莫利·塞弗的这句话。但有一些你想采访的人却抱着彻头彻尾的敌对态度，有些则是出于害怕，需要记者去努力说服。在这一点上，迈克也很清楚，因为他采访的一些人中，有些人他必须要努力说服才愿意坐下来和他对谈。
和许多记者一样，有时除了硬来，华莱士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邀请到嘉宾。在2008年总统大选临近之时，华莱士一直没能为他的福克斯节目约到某个人，这个人就是贝拉克·奥巴马。“其实从2004年他当选之初我们就开始约了，但在2007年末他再次竞选总统后，我们开始着力邀请他，”华莱士说，“我们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竞选办公室，不至于每周都打，但是经常打。然后他们一直说，‘哦，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直到有一天我明白过来，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机会的。我们考虑了一下，好吧，怎样能把赌注下得大点呢？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奥巴马计时钟’这个主意。”华莱士从福克斯《24小时》节目组借来一个电子钟，置于屏幕上———从2006年奥巴马首次答应华莱士会做访问的那个日子开始计时。“我们把起始日期设为那一天，然后称距离他答应我们做访问已经过去了六百五十七天。这个钟每一周、每一天、每小时、每分每秒都在计时，这个‘奥巴马计时钟’就这么开始了，”华莱士解释道，“这样做了大概四个星期后，他们最终打来电话说，‘好吧，他答应你们了。’所以约一个嘉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什么才是好问题
优秀的记者总以能得到长答案的方式提问。最好的方式便是提出所谓“开放式”的问题，即那种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作答的问题。他们鼓励受访者多说一点。偶尔，在处理那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简短回答的时候，记者也应该使用闭合式问题。《60分钟》节目组的斯科特·佩利认为一个好的问题不应该多于六个英语单词。“我认为问题应该问得简短直接，直达关键，这样能得到更诚实的回答。不然你啰啰唆唆讲了三十秒，你的受访者就会跟着一路思考一路思考一路思考，”他补充说，“这是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克里斯·华莱士也认为一个简短明确的问题能增加你获得有用信息的概率。“我相信问题越长、越迂回，越是会给对方避开问题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将问题打磨到切中要害十分关键，”他接着说，“抽走所有不必要的脂肪，拿掉所有从句，有多直接就多直接。”
另一个华莱士推荐的提问技巧是由NBC常青主播汤姆·布洛克教给他的———就问：“关于……你怎么看？”这个方法华莱士屡试不爽，包括那次采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当时正值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对以色列相当恼火。”他解释道。撒切尔采访起来很难，她已被英国的各种政治辩论打磨得异常精细，简直拥有计算机般分析问题的能力，华莱士说。因此，他思考着以何种方法打破她的防守，能够让她表露出对以色列首相的真实看法。“我问她：‘你对梅纳赫姆·贝京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如此简单又猝不及防，你很难逃脱。你说的任何话，甚至你说话时的任何停顿，都会透露些什么。最开始的一秒，她说了句诸如：‘哇，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因为很显然，那一刻梅纳赫姆·贝京对她来说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大麻烦。”华莱士说，“我让她停顿了下来，虽然只有一秒，但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怎样威慑住受访者
有个玩笑是这么说的，这世上最具威慑力的几个字就是：迈克·华莱士要见你。“人们有时害怕与我交谈，”迈克自己承认，“人们不想给我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我有不诚实的坏名声？我不这么看。但可能有时我很难缠，会对着干。”整体而言，记者威慑到采访对象时有得有失。压力之下有些人说得更多，有些人则完全闭口不谈了。
为什么有些记者特别有威慑力？有时是因为这名记者的举止态度粗暴冷淡；有时是因为这位记者没有得到真正诚实的答案，因而不断给受访者施压。“如果你是个优秀的采访者，你知道怎样让你提问的对象变得脆弱，因为你对他或她以及整个状况太了解了，以至于瓦解了所有礼节。”迈克解释道。在1993年对意大利歌剧明星鲁契亚诺·帕瓦罗蒂的一次采访中，迈克用他的犀利刺破了帕瓦罗蒂的保护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迈克提到了所有围绕帕瓦罗蒂的批评。“他们说他的声音越来越差了，他太胖了，他很懒，他的嗓子破了，他被人喝倒彩，”迈克回忆道，“然后我问：‘你在害怕什么？是不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结就要来了，因为你的嗓子达不到以前的水平了？你在罗马唱《唐·卡洛》时嗓子破了，听现场的人喝你的倒彩。’然后他说：‘当然，他们是对的。’”帕瓦罗蒂接着谈了他的恐惧和走下坡路的一面———在迈克的压力之下投降了，显露出他脆弱的一面，也制造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报道。
还有些时候，受访者试图威吓采访者。财大气粗的权贵人士最有可能这么做，但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可能这么做。一位大学校长可能让学生记者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来试图威吓到他们，或者公司总裁在宽大又气派的办公室接受采访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迈克记得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一次采访中试图用拖延时间让他久等的方式威慑他。“我们当时在德黑兰的一间酒店套房里，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无聊了。艾哈迈迪·内贾德之前去了马来西亚与其他一些穆斯林领导谈话。我们对自己被搁在这里有些生气。”迈克回忆道。迈克、制片人罗伯特·安德森以及整个摄制团队等了又等。艾哈邁迪·内贾德从马来西亚回来了，但仍然没有丝毫开始接受访问的迹象。“我们当时猜想整间房间应该被德黑兰当局窃听了，所以我记得我本能地开始‘对着大吊灯说话’。”迈克继续说。“对着大吊灯说话”是始于冷战时代的旧把戏，指的是当你确定自己的房间被窃听后开始对着墙说话，以这样的方式和当地政府交流。“我们的签证三四天后就要到期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订好回纽约的飞机票。”这一招奏效了。“半个小时后，消息传来，他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迈克解释道。
如何逆转糟糕的现场
当一场采访开头很糟糕时，有时很难好转。2005年，迈克为《60分钟》节目采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时就是这样的情况。采访定在莫斯科西郊普京的总统府。原定于中午开始，因此摄制组在清早便出发前往新奥加列沃官邸。就在迈克、贝丝以及制片人罗伯特·安德森在接近约定的采访时间到达府邸时，我们看见普京的车队出了大门驶往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信号。”安德森说。他说对了。普京最后现身采访时已近下午五点。而在同声传译设备架好到总统抵达这之间的五个小时中，机器的某个地方坏了。当迈克坐在椅子上开始和普京聊天时，他听不见普京回答的英语翻译。俄罗斯人花了近十分钟才找到问题所在（对迈克来说，幸运的是，架设设备的是普京的人而不是CBS新闻的员工）。在那段时间中，普京的不耐烦显而易见。迈克觉得很尴尬，尽管这不是他的错。这之后，迈克花了不少时间才重新建立起采访的节奏。采访最终还挺顺利，但这是因为整场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给了迈克从极度糟糕的开头中恢复过来的机会。
有时，人们坐下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想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因为不得不开口而满怀不悦，这样就很难让他们开诚布公地交谈。鲍里斯·叶利钦2000年下台后不太愿意接受《60分钟》采访，但我们被告知他必须坐下来接受一次美国电视台的访问，因为他的书《午夜日记》刚刚出版。这个访谈机会到了迈克手上，原本的计划是迈克采访叶利钦后两人乘坐高尔夫球车绕叶利钦府邸转一圈，但最后并没有实现原定计划。采访刚进行到差不多一个小时时，叶利钦就说：“到此为止了。”转身便离开。我们怀疑叶利钦按合同要求必须接受一小时的采访，他于是决定时间一到就立刻走人。
采访过程中，迈克尝试了各种方法去赢得叶利钦的欢心。他告诉叶利钦：“能坐下来和曾经的历史推动者、撼动者交谈十分荣幸，也很愉快。”其中一次，邁克试图和叶利钦开玩笑，称他为“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但没有一招是成功的。之后，叶利钦在采访进行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差点还因为他的翻译的一个错误而离开采访现场。当时，由俄罗斯为叶利钦配备的翻译将迈克的问题译成俄文，而一位CBS新闻的翻译将叶利钦的回答译成英文。迈克问叶利钦他是不是“厚脸皮”，其实是不怕批评的意思。但叶利钦的翻译把这句话译错了———完全按字面意思，而不是比喻意义———问叶利钦他是不是跟头河马似的！叶利钦明显动了气，他说要么是翻译出了错，要么是这问题太不得当，他要离开。尽管最终事情弄明白了，但对于改善整个气氛却于事无补。采访进行得颇为艰难，迈克对叶利钦的印象也平平。“说真的，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想象中有意思，”迈克说，“很难真把他当一回事。”
对于采访者而言，最难得的一件事就是让一个勉强接受采访、或者老是给出简短无意义回答的受访者真正开口说话。迈克在他一次最著名的访谈中就面临这样的情况———采访克林特·希尔的那次，他是肯尼迪总统被射杀时距离他仅几步之遥的特工。希尔因为肯尼迪被刺杀深感内疚，痛苦不已，在1975年同意接受迈克的采访，但在采访开始时的一个小时左右他对提问回答得完全无关痛痒。迈克叫停了访谈，几乎冲希尔吼起来，指责他耍花腔，没有诚实地回答。这之后，希尔振作起来，开始吐露心事，完全释放出自1963年那不幸的一天起就压抑在心里的情绪。这不仅让整场节目引人入胜，希尔说这也是他心灵愈合的开始，可能救了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