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最近问我，我为什么怕你。一如既往，我无言以对，这既是由于我怕你，也是因为要阐明这种畏惧，就得细数诸多琐事，我一下子根本说不全。”1919年11月，36岁的卡夫卡给时年67岁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写了一封冗长的信——《致父亲》。这封信长达100多页，详细剖析了他们父子之间痛苦而僵持的关系。他委托母亲把信交给父亲，但他的母亲看完信之后，将信送了回来。
赫尔曼不曾读到这封信，这对卡夫卡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赫尔曼不可能接受卡夫卡对他们父子关系的这种分析。假如他读到信，父子间再一次针锋相对将不可避免。事实上，卡夫卡也预料到了父亲的反应，在信的末尾，他以父亲的口吻写下父亲读信后的回答：“我承认，我们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独立的双方相互较量，各不相让，输得光明磊落，赢得正正当当。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甲虫不仅蜇人，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斗士，而你就是这样的斗士。你缺乏生活能力，为了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而且不必自责，你就认定，是我夺走了你所有的生活能力并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
信中所表露的父子冲突尖锐而明显，但据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了解，现实生活中，他们父子之间的相处并没有如此水火不容。不过，对卡夫卡来说，父亲的存在本身足以让他感到恐惧。
二
卡夫卡出生时，31岁的赫尔曼刚迎来事业的上升期。他成功地把結婚时开的男式服装用品杂货店做大，并开始经营纺织品批发业务，他还有下一步的商业计划，动力十足，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卡夫卡童年时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与母亲的相处时间也极少——母亲需要到店里帮忙打理生意。他由女仆抚养长大，稍大后，父亲给他请了家庭教师，负责接他上下学，并辅导他学习。
客观地讲，卡夫卡童年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当时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并无二致，但是卡夫卡从家庭中获得的幸福感却微乎其微。大多数时候，卡夫卡都处在父亲赫尔曼强势的个性阴影之下。“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太强大了。”
“我瘦削、羸弱、窄肩膀，你强壮、高大、宽肩膀。”在家中，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你的观点正确，任何别的观点都是荒谬、偏激、疯癫、不正常的。你如此自信，根本不必前后一致，你总是有理。有时，你对某件事毫无看法，因此，我对这件事的任何看法必定都是错误的。在我眼里，你具有所有暴君都具备的神秘莫测，他们的正确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存在，而不是思索。”
在卡夫卡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哭哭啼啼闹着要喝水的举动竟然惹恼了父亲。他被父亲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面向关着的门站立。“要喝水这个举动虽然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结果却是被拎出去。我无比惊骇，按自己的天性始终想不通这二者的关联。那之后好几年，这种想象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他面前我就是这么渺小。”
赫尔曼大概从未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对卡夫卡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从一般的标准而言，赫尔曼作为父亲，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他努力工作，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卡夫卡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他供养卡夫卡至博士毕业，而卡夫卡即便在工作之后，也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经济上偶尔也需要父母接济。赫尔曼对儿子大喊大叫、发脾气的初衷是想要将他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孩，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和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但赫尔曼忽略了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卡夫卡如此敏感，如此孤独，如此执着于细枝末节，如此小心谨慎，以至于他面对父亲时，总是处于莫名的恐惧之中。他说：“我是由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赫尔曼气急之下吼出的一句“我要把你像鱼一样撕碎”，足以击垮卡夫卡的整个童年生活。“尽管我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我小时候可并不明白这一点），可这几乎符合我对你的威力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这你也做得到。”而当赫尔曼抽出皮带做出要打卡夫卡的样子时，他最终并未打卡夫卡，卡夫卡却感受到比死亡更大的恐惧：“我就像行将被绞死的人。若是真被绞死，一死也就没事了。而一个人如果不得不亲眼看见被绞死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到绳套已吊在脖子上才得知获救，那他可能会为此痛苦一生。”
三
卡夫卡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在他的创作中有浓重的投影。
许多评论家将卡夫卡的短篇成名作《判决》看成是他围绕父子关系进行创作的开始。小说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打算给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已跟一个富家小姐订婚的消息。但当他把写信透露订婚的事报告给父亲时，却引发了父亲的猜疑。父亲的暴怒看似是突发的，但其实蓄意已久——格奥尔格不甘总是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想要独立接管父亲生意的企图早已被父亲知晓。“要对付你，我的最后一点力气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突然间，孱弱的父亲笔直地站在床上宣布：“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是个魔鬼！——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就判你溺死！”紧接着，格奥尔格“跳出大门，穿过车行道，奔向河水”。
格奥尔格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判决而去死，显然，这里的父亲已不单单指血缘关系上的父亲，还包括父权、社会权力阶层等在内的世俗权威的象征。格奥尔格想要挣脱父亲的控制获得独立，即意味着想要挣脱一切束缚获取自由。从象征的意义上来看，格奥尔格“奔向河水”预示的是他争取独立、自由的失败。
卡夫卡曾希望出版社将《司炉》《变形记》《判决》合成一本书，以《儿子们》为书名出版。他认为它们“无论外表还是内蕴都是相同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其实更应该说是秘密的联系”，唯有“儿子们”一词才能准确地“表达这种联系”。在他看来，无论是商人格奥尔格、流浪儿卡尔·罗斯曼，还是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他们存在的本质都是“儿子”。他们的命运由父亲掌控，而一切挣脱控制的努力都将是徒劳。
本雅明说：“在卡夫卡看来，官吏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一模一样。”在他后来创作的《诉讼》《在流放地》《万里长城建造时》等小说中，父亲的形象越来越隐晦，但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根本上左右着小说主人公的命运，这股力量是父权、官僚体系、统治阶级、社会习俗等的集合。但在写于1922年的长篇小说《城堡》中，卡夫卡创造了主人公K，他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他拥有绝对的自由，但这让K感到恐惧：“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不可侵犯的特权更无聊、更令人失望了。”
卡夫卡的悲观深入骨髓，他笔下的人物努力想要挣脱以父亲为代表的世俗权威的束缚，K的出现又彻底否认了这种努力。因为K在获得绝对自由之后想要争取的正是世俗权威的认可，这是一个死循环，永远都没有出路。
四
对卡夫卡来说，写作是他逃离父亲的途径之一。同样，婚姻也曾被他视作从父亲那儿争取独立的途径。
他在《致父亲》中这样写道：“我要是有一个家——成家在我看来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也就是你所达到的极限——那我就跟你平起平坐了，所有耻辱与暴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新出现的，就都成了历史。”但他紧接着又否认了通过结婚实现独立的可能性。“这简直恍若童话，然而问题就在这儿。这个童话太美了，这么美是不可能的。”他害怕成为丈夫、成为父亲，他害怕自己变成第二个赫尔曼。
卡夫卡终身未娶，但他曾与菲莉斯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短篇小说《判决》就是题献给“菲莉斯·B小姐”的，他曾对菲莉斯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由写作的尝试构成，这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尝试。而一旦我不写作，我就立刻被击倒在地，像一堆垃圾一样……现在，对您的思念丰富了我的生活。在我醒着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刻不在想您，在许多个这样的一刻钟内，我别的什么也干不了。”菲莉斯与卡夫卡交往5年，期间卡夫卡给她写过500多封信，信中透露出的情感不可谓不炽烈，但每每提及婚姻，卡夫卡就开始打退堂鼓。“我精神上显然没有能力结婚。这表现在，自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睡不着觉，脑袋白天黑夜都发烫，我没法再过日子，绝望地四处晃荡。”“懦弱、缺乏自信，它们在我与婚姻之间筑起了一道警戒线。”
密伦娜24岁时开始与卡夫卡交往，与菲莉斯不同，她非常清楚卡夫卡对婚姻的向往与恐惧。密伦娜也是一名作家，同时还是位优秀的翻译家，她将卡夫卡用德语写作的小说翻译成捷克语，她理解他、钦佩他、爱他，但却从未想过要嫁给他。“生活对于卡夫卡来说，与对其他的普通人完全不同。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更令人惊讶。”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想要结婚是在他遇到朵拉之后。其时卡夫卡40岁，朵拉19岁，但他们结婚的打算遭到朵拉父亲的强烈反对。
不过，一纸婚书的缺失并未让他们之间的感情降温。1923年9月23日，卡夫卡前往柏林与朵拉一起生活。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布罗德将之形容为“一首田园诗”：“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精神抖擞；他的身体健康变得更坏（此时卡夫卡正受肺病折磨），这是事实，只是在当时还算不上危险。弗兰茨说那些恶魔终于放他走了。‘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了。搬来柏林这件事棒极了，如今他们正在寻找我，却找不到我，至少这会儿找不到。’他终于实现了过独立生活的理想，有了一个自己的家。”然而，幸福的日子没能维持太久，1924年3月17日，因病情日益恶化，卡夫卡回到了布拉格。3周之后，卡夫卡前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疗养，朵拉跟着前往，照顾他直至1924年6月3日他去世。
卡夫卡去世的第二天，密伦娜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告别辞：“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一位生活在布拉格的德語作家……他创作了现代德语文学中最有意义的作品；那种严酷的真实，即便采用的象征手法，看上去也像是自然主义的。它们反映出一个被判定要用令人炫目的清澈目光去看这个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世界，并走向死亡的人心中嘲讽的、预言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