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黄永玉天才、怪才，顽童。他却实实在在地封自己为“湘西刁民”。
十七岁那年，他随战地服务团开拔到泉州。临时住所对面的山上，有一座古刹大庙。该庙正是弘一法师李叔同主持的承天寺。而彼时的黄永玉，虽对弘一大师久仰其名，心中极为崇敬，但却是“人在对面不相识”。
有一天，顽劣的“刁民”，到庙里游玩，爬到一棵树上摘花玩。善良慈悲的弘一大师责怪他，说花儿开的好好的，你干嘛摘下呢？黄永玉脱口道：“老子想摘就摘。”瞧，这个愣头青，一如刚长出毛儿的青桃，是多么的不知天高地厚，目无尊长呀，竟在比他年长的大师面前，一口一个“老子”。一副舍我其谁，老子天下第一的不桀腔调。
当然，当他在后来的交谈中，得知这个和蔼可亲，不愠不怒的和尚，就是弘一大师时，收敛了许多。
黄永玉从小自学绘画，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艺术创作自成一派。学界对他的绘画方式，褒贬不一。为此，衍生出一段为人所知、津津乐道的恩怨情仇，笔墨官司，甚至差点演变成一场“龙虎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范曾先生曾撰文公开批评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巧密有余而睿智不足，停留在艺术的浅层智慧；既无色彩，亦无线条，是工艺性的装饰画，品味不够高雅，基调缺乏纯净，有些故弄玄虚，有些哗众取宠，有些自命清高……”
这一席话，好比引燃了炮捻子，两位曾经“相濡以沫”的好友，于是各垒战壕，以笔为剑，以舌当刀，相互讨伐、攻讦不休。一如三十年代，鲁迅vs梁实秋，钱玄同vs徐志摩，口诛笔伐，硝烟弥漫，你来我往，分毫不让。“人说我们湘西人富感恩和复仇精神。我毫不例外。有些事我很随便；有些事我很认真，甚至非常尖锐小气。恩仇是天大的事，怎能‘一笑’而‘泯’？（摘自《黄永玉自述》）
所谓冤家路窄，适逢有一天，范与友人在北京饭店吃饭，碰巧邻桌就是黄永玉、黄永厚、梅溪三人。酒席间，黄永玉忽然怒气冲冲地大喊：“我今天要打一个人！”所幸，被同桌的弟弟和爱人劝阻，避免了一出《血溅狮子楼》。
当时，黄永玉在“檄文”中写道：“手伸过来，你不能不握，那要看是什么手。一个朋友苦海里回来，右手没有了，我就紧握他的左手。另一人的右手伸过来了，这只手我很熟悉，写过告密信，拍过马屁，打过爹妈和老师，我来不及拒绝，回家洗了又洗，嗅了又嗅，并且后悔地想呕，仿佛不小心吞下一只苍蝇，或是糊里糊涂跟母猪亲了一个嘴。”字字针砭，足见他的疾恶如仇，强悍刻薄。
然而，20年代以后，黄永玉对于这场旷日持久战，主动偃旗息鼓，鸣锣收兵了。当别人委婉的问起缘由时，他平静地叼着烟斗，盘着腿悠闲地说：“后来想想不应该的。花了很多情感，很多钱，很多时间……人最重要的不要报仇，不要记恨。就像走路遇到一个坑，摔了一跤，难道爬起来，要骂那个坑一辈子么？往前走，才是最重要的。”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呢？人老了，心境宽广了，博大了，处事自然就从容了。
媒体问黄永玉：“如果，跟你有过许多恩怨的人，有一天，来到你的万荷堂，说咱们岁数都大了，言归于好吧。你会忘记过往吗？”
他滋叭一口烟斗，平和地笑，露出一口豁牙说：“会！不但是会，而且是应该的。因为，以前之所以有过节，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别人。自己也有问题，而且，自身存在的问题，肯定还不小，才会弄成这样。一个巴掌拍不响。彼此谅解了，什么都好了。”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的看待自己。《黄永玉自述中》如是写道：我从小靠自己长大，像个木头，雕成了表面老实，实际调皮复杂的‘匹偌曹’，年少而轻狂……人性中的善与恶，往往只在一刹那，决定你还将继续走下去的路，我有时，看到自己的那些恶，会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