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式的故事
失败是从小拇指尖入侵人生的。早上例行练琴，钢琴家莱昂·弗莱舍发现，自己的右手小拇指懒洋洋地趴在白键上不肯使劲儿。它不疼，也没有伤口，只是指尖稍稍有点麻木，弹不出标准音。没过多久，右手无名指也跟着偷懒，像躲在战壕里不愿冲锋的逃兵，蜷缩成一个圈，不肯叩响琴键。
钢琴家生气了。那是1964年，36岁的弗莱舍即将迎来自己钢琴生涯的20周年纪念，他有整整一年的巡演计划。换作其他人也许会停下来休息，但他是一个苛刻的完美主义者，他开始了更高强度的练习。
这是他从4岁就开始的生活。小时候，妈妈告诉他，他的人生必須在两条道路里选一条：要么做第一个犹太裔的美国总统，要么做一流的钢琴家。于是，历史见证了一个天才钢琴家的诞生。8岁，他就开始公开演出，让不接受16岁以下学生的钢琴大师阿图尔·施纳贝尔为他破例，亲自教他演奏。16岁，他和皮埃尔·蒙特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登上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钢琴世界里最难演奏的曲目之一，但弗莱舍完美地呈现了它，这为他赢得无数赞誉。
在古典音乐世界，弗莱舍的人生被视为“完美的延续”。他的钢琴老师是阿图尔·施纳贝尔，施纳贝尔的老师是莱谢蒂茨基，车尔尼是这个图谱再往上一代的钢琴老师，而教车尔尼弹琴的人，就是贝多芬。有时候，弗莱舍被称为“第四代的贝多芬”，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相信，他的人生是一个贝多芬式的故事，从天才走向伟大。
弗莱舍将自己的青年时代全部投入到这条继承伟大的道路上，他有天赋，同时也异常勤奋。在钢琴的世界里，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演奏家都是通过一生的刻苦练习才把音乐推向顶峰的。
在自我苛求的练习下，完美一路延续，直到失败侵入小拇指。36岁那年冬天，医生告诉他，右手并不是在偷懒，他得了肌张力障碍症。这是一种骨骼肌张力的病理性改变，可能是遗传，可能是疲劳，可能是过度练习后的神经紧张，肌肉没有办法按照神经指示活动。这种病基本上是无药可治的，要么接受，要么等待一个奇迹。
在生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假装自己没有生病，事实上，普通人也很难看得出来。他依然能够正常吃饭，正常旅行，手指并不疼，也看不到伤疤。这个病不影响生活，更不危及生命，却是一个钢琴家的职业灾难。每当他弹钢琴的时候，懂行的人就会意识到，这个一贯追求完美的钢琴家无法控制手指，右手总是不自觉地弹错音。
那段时间，他演出的时候会躲开乐团其他人，一个人住在破破烂烂的汽车旅馆，进了房间就将所有的窗帘拉上，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在黑暗中催眠自己——明天就好了。
直到演出季的中段，指挥不得不告诉他，他不能继续参与巡回演出。他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必须换另一位钢琴家来弹了。
在此之后的弗莱舍，变得越来越像失聪后的贝多芬。贝多芬在1801年意识到自己的听觉越来越差，他完全拒绝接受这个现实，躲开所有的社交活动，参加管弦乐团演出时坐得非常近，假装自己听得到。他对所有人发脾气，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贝多芬身边的每个人都活得小心翼翼。
弗莱舍也一样，他想过自杀，开始酗酒，跟妻子离婚，把自己关在家里，留起长头发，没有人敢询问他右手的事。他盲目地尝试一切办法，相信过巫师，扎过针灸，做过电击治疗，还尝试了牵引手术……连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都为他着急，往他右手心里倒苏格兰威士忌——他们期盼着，这样就能恢复力量。
让音乐爆炸
在失去右手力量的半个多世纪里，弗莱舍渴望过贝多芬身上的奇迹。晚年的贝多芬失聪，但他的传世之作交响曲《英雄》正是在失聪后创作出来的，这是音乐史上的奇迹。
古典音乐里有一小部分专门为左手钢琴演奏者谱写的曲目，虽然数量很少，但也不乏杰作。奥地利钢琴家保罗·维特根斯坦在“一战”中失去了右臂，只能用左手演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特意为他谱写了《左手钢琴协奏曲》。
起初，弗莱舍拒绝练习这些左手曲目，直到为了演出不得不选择曲目，他才勉强演奏了《左手钢琴协奏曲》。他坚持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哪怕是偏方。坚持到第17年的时候，他终于见到了曙光，他的右手在一次肌肉治疗后恢复了力量。他把医生带去了医院附近的小教堂，在那里用双手演奏了巴赫颇为欢乐的曲子《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大家都承认，他的右手真的回来了。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最亲近的人，通知跟自己合作的指挥家，他要举办回归演奏会。
电视台组织了现场直播，弗莱舍要在波士顿交响乐团1982年新落成的音乐厅，举行盛大的回归演出。
音乐会开始前，弗莱舍跟自己起誓，这辈子再也不弹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了，他已经弹够了。在回归当天的音乐会上，他要弹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等彻底恢复后，他要重弹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然而，小拇指尖的麻木在正式彩排前又回来了。它依然不疼，也没有伤疤，但手指蜷缩在一起，再次失去知觉。正式演出前，亲人们从世界各地飞回来看望他，不知情的人们紧紧抱住他，祝他演出顺利。弗莱舍笑着接纳了这些善意，然后回到后台，把自己反锁在指挥休息室对面的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放声大哭。
音乐会必须继续，所有人的期望都已经被推上了顶峰。他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表演一场英雄的回归，哪怕这是伪装的回归。
整個晚上，他都在竭力挣扎，想尽办法让无力的右手敲击琴键。演出末了，他必须返场演奏安可曲，肖邦的《夜曲Op。27》，这是母亲最喜欢的，一首令人心碎的忧郁旋律。“我强迫手指一次次撞击着琴键，像眼泪一滴滴掉下来……这真是最糟糕的玩笑，所有人都听哭了，他们因感动而哭，急着祝贺我的回归，而只有我知道，这场回归不属于我。”
失败的回归音乐会后，人们一度很难再见到弗莱舍。那段时间的照片里，他总是把自己的右手挡住，藏在背后，或是用左手遮住。后来，他突然不再遮住右手，也愿意再次弹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他的演奏变得不一样了。能使用双手的钢琴家，端坐在琴凳中间，均匀地移动身体。只能使用左手的钢琴家，在钢琴前看起来略有些别扭，坐在琴凳一边，有时候还要伸长左腿去维持一种错位的平衡。弗莱舍一直拒绝这种不优雅的姿态，但在那场音乐会过去几年后，他开始像一位真正的左手演奏家，不介意在钢琴前的别扭。
2004年，《纽约客》音乐记者埃里克斯·罗斯参加了弗莱舍的一堂音乐课。他在此后所写的文章《奏鸣曲讲座》中，详细记录了一个崭新的弗莱舍。他成为指挥，做了钢琴老师，他身上发生了令人惊愕的转变。这是一个快乐的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因为音乐而感到快乐的人。他变得爱说话了，课堂上虽然也有演奏示范，但更多时候，音乐浸没在他滔滔不绝的比喻里。
“你要像挤奶工一样使劲……像小猫一样，没错，但是要把小猫的爪子收起来……你的手指不能像锤子一样砸下来，想想海豚怎么摆动尾巴，你的手指现在是一只海豚，像海豚那样跃出水面……用一支箭的最尖端去小心翼翼地触碰……像只蝴蝶一样飞啊飞啊，然后，像蜜蜂那样叮一下。这首曲子里含有强烈的暴力感，手腕高高地抬起来，向前，向上，现在你要从高空投下一枚炸弹，轰的一下爆炸。”
“我的右手患上了肌张力障碍症，这是我演奏事业最大的障碍，但它同时也带给我一个好处。因为我已经不能亲自给学生展示演奏技巧了，我就只能逼着自己去寻找最适合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想法，展现音乐所需要的感受力。这反而让音乐的交流避免了很多误解，我也成了一个更好的钢琴老师。”弗莱舍在接受采访时说。
发生在弗莱舍身上近乎颠覆性的改变，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解释的：“我认真地考虑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能演奏完美的音乐，我的生命就是无意义的……但是到最后，恰恰是音乐挽救了我。我又一次听我弹奏过的那些音乐，曾经我在乎的是它们的旋律，但我终于醒悟过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旋律背后，音乐想要传递给人的信息，只有音乐才能达成的交流……我弹过的曲子越多，越明白这个道理，我不需要追求极致的完美，在每一场演出中竭力展现技巧，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我不需要这样的证明，我也不需要一场回归演奏会了。真正重要的是我和音乐之间的关系，而它一直都在。不论演奏完美与否，音乐一直都在。”
2020年8月，这位钢琴家去世，享年92岁。在人生的后半段，他再也没有举办过回归音乐会。晚年，他逐步恢复两只手演奏，但是他常常笑着纠正身边的人，用右手演奏并不应该说“我回来了”，因为他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是，“我一直都在这儿”。
人们在理解贝多芬的时候，往往想起他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但在与命运的交战中，贝多芬最终失去了听力。他并没有扼住命运的咽喉，只是在这场搏斗中，看清了命运的面目，选择昂着头，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向最后一个音符。
在忍受了数年的失聪折磨后，贝多芬从对抗现实的愤怒中解脱出来，正是音乐给了他这样的领悟。在生命的最后，贝多芬写出的三首奏鸣曲，风格与以往迥异。那是一位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领悟，它包含着最强烈的喜悦、温柔、激烈，以及前所未有的平静。作家米兰·昆德拉评价说：“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艺术的巅峰……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这就是古典音乐所见证的人性——它可以见证你的悲剧，也可以见证你在悲剧之后的强大。
2020年是贝多芬250周年诞辰，人们又一次历数贝多芬的后继者，弗莱舍仍在这个名单里，作为施纳贝尔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依然是“第四代的贝多芬”。他的一生有不同的音乐贡献，早年间他的演奏成为一种顶尖技法的范本。后来，弗莱舍也为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留下了难以超越的经典版本，成为世界上左手演奏最好的钢琴家。作为老师，他教出一个又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比斯·乔纳森、伊费姆·布朗弗曼、奈达·科尔等等。
他有一项最特别的音乐贡献。因为弗莱舍用左手弹琴弹到了最后，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们也一直在为他谱写左手作品。就像拉威尔写给“一战”钢琴家的经典曲目，这些都是留给后世的礼物。如果不是因为弗莱舍，这些音乐不会存在。
我更喜欢晚年的弗莱舍。他的确失去了完美的演奏能力，但是，他摆脱了完美带来的束缚，变得自在，也更亲切。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练够150次才能登台，但他的钢琴课不再只有严格。别人请他给练琴的孩子一些赠言，他不再说“练习、练习、再练习”，他有一个新的座右铭：“少练习，多思考。”
他劝那些苦练技巧的年轻人，不要再迷恋霍洛维茨的高超技巧。钢琴演奏家的技巧不完全是靠勤奋换来的，那些漂亮的音色需要最好的钢琴、最好的调音师、最昂贵的钢琴保养。在一次访谈中，他叮嘱那些想要学琴的孩子：“大家似乎总是把古典音乐看成一件很严肃，需要拼了命去努力的事情，但是别忘了，这些老家伙只是为图个开心才弹琴的啊！”
晚年的弗莱舍常常想起自己的钢琴老师，想起令人沉醉的演奏。施纳贝尔是公认的贝多芬音乐最完美的演绎者，他弹琴的时候，能够把一个音符弹得很长很长，像从几代人之前飞过来，像宇宙中几十亿年前的星星。“一个音符，就那么一个音符，它一直在空气里飘荡，飘啊，飘啊，原来音乐是没有尽头的，那很美，也很珍贵。”
事实上，在弗莱舍最后的生命里，这样的音乐也存在着。一天早上例行练琴，刚刚接受注射治疗的弗莱舍发现，右手的力气恢复了，小拇指尖的麻木不见了。他试着在琴键上弹了一下，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做，没有打电话告诉任何人，也不想要办回归演奏会。坐在钢琴前，他给自己弹了一首曲子，他最爱的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曲子弹得不完美，他的右手小拇指不那么熟悉琴键了，音色不够亮，力量也不足，现场听众只有他一个人，但他依然很快乐。音符在房间里飘荡，就像施纳贝尔的音乐那样，就像贝多芬作品的第四乐章，一个微弱的音符在空气中飘啊飘，这是只属于弗莱舍的钢琴，这是他与音乐的对话。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都没能在公众面前再次弹出最好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但谁知道呢，那个早上的练习，也许就是21世纪最伟大的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