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10岁。我向人撒谎，但被识破了。我矢口否认打破了一扇窗户，可是我父母知道是我打破的。
在那个年代，打破窗户可是天大的事，我怕得要死。
我怀疑我父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一向崇拜的吉姆舅舅。从店铺回家时，我坐在他那辆深绿色汽车的前座上，在他的身旁，偷瞥了他一两眼，看见他嘴角上挂着一抹高深莫测的微笑。
“说实话永远比较容易，”舅舅蓦地说道，他把视线从马路上移开片刻，对我笑了笑，“所以对于像你和我这样的懒骨头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不敢出声，看着邮箱一个个地掠过，等他进入正题。但没有下文了，没有责备，也没有训斥。舅舅开始哼起曲子来，我如释重负。他用了“像你和我这样”的字眼，我这位好朋友仍然当我是好朋友。
其后不久，我有了个机会验证吉姆舅舅的理论。有一天，我看见邮局的窗台上有双棕色的皮手套。詹姆森太太进邮局时戴着手套，可是离去时因为忙着搬一个大包，光着双手走了。我戴上手套，好看极了。
那天晚上我与良心作战，结果败下阵来。“对于像你和我这样的懒骨头来说，说实话比较容易。”第二天，我把手套还给詹姆森太太，并把实情告诉了她。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小包。在包裹里面的是那双手套和一张便条：“我需要另买一双手套，我想你也许会喜欢这双。詹姆森太太”
舅舅问我这双漂亮的手套是从哪里得来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你相信了吧？”他高兴地说。是的，我相信了。我至今依然相信。
如果有人说舅舅教导了别人什么，他一定会皱眉摇头，他一生讨厌一板一眼地说教。然而，他总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用轻松风趣的方法教人做人处世的道理。
几乎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这样对我。他会把眉毛夸张地扬起，等我把他教我的东西消化，例如怎样查字典，怎样操作露营用的炉子，怎样在网球场上估量对手的实力，怎样估计一股吹在帆船主帆上的风的速度。我听他解说，并加以观察，偶尔也会学到一点东西。
吉姆舅舅甚至教我如何节哀顺变。我12岁时，父亲去世了。吉姆舅舅身为我母亲的兄弟，肯定觉得自己有义务直接照顾我，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永远在我身边，以坚定有力的手和冷静泰然的态度扶持我。
我很久之后才明白，他曾怎样用心良苦地针对一个孩子的需要来说话和行事，而对自己的这些需要，这个孩子当时却一无所知。例如，我舅舅似乎认为我应该学一点什么叫欺骗，于是拿他的脑袋来做文章。
我7岁的时候有一天问他，为什么他头顶光秃秃的，胸膛上却长满了毛。“噢，”他愉快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把头发移植了。当时在陆军航空兵团做这种手术是免费的，我接受手术之后，从此便不必再上理发店了。这主意不错，是吧？”他向我眨了眨眼。
过了整整三年，我才开始对他的话产生怀疑。
吉姆舅舅经营着一家工业用橡胶产品公司，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在交通拥挤时从公司开车回家往往是件很辛苦的事。一天下午我坐他的车，见到他一路都没有超速，却一个红灯都没碰到过。
“这是怎样做到的？”我想知道。“节奏驾驶。”他得意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天赋，但我的确有。你妈妈也有，可是比尔舅舅就没有。”然后，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我：“说不定你也有，但要过几年我们才能知道。”
节奏驾驶？我当时真的就相信了，直至我长大到能考驾驶执照时，才不再相信。
上下班时间的交通？秃头？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解决的办法，顺其自然好了。吉姆舅舅就是这样。
他曾再三告诉我，友谊是永不贬值的货币。他有自己的一套表达友情的方式。举例来说，他出远门回来，会拦住他看见的第一个朋友，邀请他吃一顿午饭。如果朋友没时间，他就说要送他一顶帽子。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朋友他想念他们，再见到他们令他多么开心。
为了增强我的自信，吉姆舅舅不时会提议跟我打赌，赌注是我们口袋里所有的零钱。他也不准我查看自己裤子口袋里有多少零钱。这是一种挑战，会令孩子觉得自己在冒巨大的风险。赌什么总是由他决定，我要说了愿意赔，才知道赌的是什么。
“要不要打赌？”他会突然问我。
“好啊！”于是打赌随即开始。
“俄亥俄州的首府在哪里？”
“嗯……哥伦布市。”
“哼，”他会假装惊讶地说道，然后伸手到裤袋里，“嘿，你知道吗——一共两毛七！”
意义不在于钱，而在于提醒你，有时人必须勇于冒险，即使你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输过，因为吉姆舅舅总是让我赢。这是一种培养信心的好游戏。大多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一类的游戏，我更不在话下。
后来，舅舅又适时教了我许多男子汉应知的事：如何打蝴蝶领结，如何操作拖拉机，如何折叠西装才不会起皱，如何无所畏惧地正视人生，以及如何辨别人生是否正在向你眨眼。
他爱美的事物，而且不怕让人知道。他常会塞给我一双园艺用手套和舅妈的橡胶靴子，带我寻找野花。回到家后，他会把阔口大玻璃瓶放在桌上，问我怎样插那些野花最好看。要诚实、勇敢、厚道、慎思而后行——他从来不会把这些话宣之于口，但是信息表达得很清楚。
吉姆舅舅以身作则，教导我男人必须多读书，并珍视书中的美和启示。他把澳洲坚果藏在起居室那些书后面，知道的人不多，我是其中之一，这令我很得意。
他的敦促使我想起父亲生前也是个酷爱读书的人和好园丁。他帮助我得出了父亲也曾得到过的结论：这些事是值得花时间去做的。
父亲去世后头几年，吉姆舅舅和我很少谈到他。但有天下午我们在湖畔他家院子里修剪灌木丛时，这种情况改变了。
“蒙蒂去世，从此你失去了父亲，你妈妈失去了丈夫，”他说，“我则失去了一位朋友。但你爸爸失去了目睹自己的希望是否能实现的机会。生命在突然之间结束，太仓促了，他永远也无法知道了，运气真不好。”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愤怒的神色。对于我父亲的英年早逝，他也感到不平。我发现，我内心也有同样的感受，也许我渐渐懂事了。
我们越过宽阔的草坪，朝湖边走去。在陡岸的尽头处有一桶旧的高尔夫球和两支一号球杆，杆身已经生锈了。我们在狭窄多石的湖滩上方30米高处挥杆，用力扭腰转身，设法给予每一个球尽量远的最后一次飞行。
有一球舅舅打得好极了，这球儿并不是又高又呈抛物线地飞出，而是像高手本恩·何根的子弹球般平飞出去。球儿掠过波光粼粼的蓝色湖水，然后掉下，激起一个睥睨自若的小浪花。
它大概飞了250米，对一个一向击球不远，比赛时要人让20杆，用的又是旧杆旧球的人来说，这真是难能可贵。我的眼睛仍然盯着球的坠落处，舅舅说道：“你认为怎么样？这是我打得最好的一个远球，但结果它还是落在了水里。人生本来就不公平！”说完他哈哈大笑。
八月里有一天，我们两人出海钓鱼，乘坐的是艘只有三米半长、用舷外马达推动的小船。我们的船砰砰作响地前进，速度缓慢，我觉得有点失望。吉姆舅舅说，希望快而能快当然好，但慢慢航行能让你将周围的事物看得清楚些。“这能帮助你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他说。
几十年后，当他在82岁的暮年因心脏渐衰而安静下来时，我想起了他的这番话。他已慢下来了，是不是看得更清楚？
舅舅是位观察家，而且和他关爱的人分享他的观察心得，令他们深受感动。他指引我的事情，有一些我很快就懂了，但也有一些要到几十年后才明白。
他晚年的时候，不时把一些我三四十年前送给他的东西送回给我。一幅绘着他那在陡岸上的房子的素描，一艘用蜡笔画的帆船，舵柄旁有个绘得粗糙简单的人，艉肋板上写着他名字的缩写“JBL”。
起先，这些纪念品只令我油然产生温馨和愉快的感觉，但它们越积越多，我终于领悟到它们其实是吉姆舅舅为我树立的最清楚的路标：一、韶华已逝；二、它们温柔地提醒我，你已不再是那个穿短裤的外甥了。事实上，你现在已有了自己的外甥，因此，轮到你了。
这些陈年旧物如今都躺在了我书桌附近的一个木盒里。但是，我心里完全明白它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