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处理人际关系想太多，会导致自己的行为变形。与之相反，遇到什么事，先不管旁的因素，只看这事该怎么处理，则是更直接有效的方式。
当一个人总是在防范别人时，他自己的行为与判断往往可能出错。而简单、诚意恰恰可以带来人与人之间更好的相处。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诛杀肃顺。
咸丰皇帝死时，同治皇帝尚幼，所以咸丰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日常行政事务交给他们处理。但为保留皇家的最后否决权，咸丰又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位太后：一枚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有了一头一尾，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对权力相互制衡，比较合理。但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两宫太后要夺他的权。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和他人联手，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钩弋夫人杀了。
肃顺也想让咸丰把慈禧杀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死后，肃顺越来越担心失去权力。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如果肃顺自己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搭理他，但肃顺如临大敌，担心这道折子挑起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她们意思，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不干了。他暗示另一个顾命大臣端华，跑到太后那儿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吓尿了。
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位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太后们一看，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仇就此结下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便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之后，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灵柩回京的路上，奕就派兵把八大臣抓了。回到北京后，两宫太后当着众大臣们的面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仔细分析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
其实肃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因为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想太多了。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学学曾国藩就好了，遇到什么事，先不管旁的因素，只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肃顺一心防范别人，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最后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样怎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激反应。《吕氏春秋》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他的弟弟想陷害他们，就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再杀了一个。等到他的弟弟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但这时越王的儿子不这么想。他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哪天不就轮到我了吗？于是他造反把越王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小儿子也宰了。这说明他还是没想明白。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极有可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