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的、名气大的、粉丝多的，认错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浑，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慨：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不可能。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是一种“姿态”。真正有了错误，也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都变成了“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严以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你说这是谦虚还是自夸？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能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错。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儿，顶多对不起自己的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而道远。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
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起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