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是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所以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犟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我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气得母亲骂我：“让你学刘胡兰呢？”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蝈蝈，捅马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时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那样排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飞？野花如何有姹紫嫣红的颜色？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算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子建”二字，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子建”的农妇，他起的名字就成一个笑话了。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在永安小镇时，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饱蘸笔墨书写对联。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我欣然从命，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看到贴着的对联的内容是由我胡诌的，我便沾沾自喜。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我没有一文钱的报酬，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我喜欢小动物，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得将它的腿缚在椅子上，否则它就乱窜乱跳，比老虎还要威猛。我还养过狗。当然，这是些有趣的收养。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这些家畜家禽家家户户都养，没什么特点。尤其是猪，它食量惊人，我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烀食，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餐分食，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的肥料，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便觉无趣，觉得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动物。
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月光，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候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我爱飞雪，爱细雨，爱红霞漫卷的黄昏，爱冰封的河流，爱漫漫长冬的温存炉火。直到如今，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如泉涌。
我出身的家庭清贫，但充满暖意；我出生之地文化底蕴不深厚，但大自然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给予我遐想的空间；我的祖父和父亲早逝，亲人的离去让我过早感觉到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一朵花儿开了会谢，河水总是向前流，春夏秋冬，日月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的四季轮回，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后，我们看不到人的轮回，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发现和领会。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能够在老眼昏花时达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大感动。
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能尽情品咂。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记得1997年我迁入新居后，曾站在阳台上看楼下那一排排死寂的仓棚，心想若是把它们拆了，建一座花园该有多好。天遂人愿，去年那些仓棚果然被一扫而空，有人在那里修了花坛和凉亭。然而它们带给人的并不是赏心悦目的感觉，而是持之以恒的喧闹。孩子们在花坛四围奔跑嬉闹，凉亭中常有打牌人的吆喝声。最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每日拣了垃圾箱里的破布，披挂在肩上，坐在凉亭的石凳上，吃着捡来的剩饭，满面尘垢地望着往来的居民，心无旁骛地笑。楼下的小花园倒不如先前的那些仓棚能给人带来安宁和遐想了。理想与现实究竟相差多远？我想，要多远就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