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争吵是命定的事，妥协、相安也都是命定的事。
我和妻子在1984年结婚。结婚时我26岁。因为从小渴望逃离土地，以至于在城里成家立业，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梦想，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的渴望和奋斗。对于“吃商品粮”和“市民户口”的理解，就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样。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是我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自己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两年里，被五六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后断然拒绝，甚至连“婉拒”那样的安慰都没有得到。于是，一种自作的绝望，化为于连式沉默的苦痛，日日都在我的青春里蒸煮和煎熬。我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产生仇恨与愤懑，反而更加向往和努力地追求。也就在这个时候，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相亲见过的所有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往来的可能。我们都在犹豫和默认之中。在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的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开封，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洛阳或我山区的老家。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扎根的地方，却是十几岁就已选定的豫西洛阳——那个离我老家60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的豫东开封。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彼此迟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来向、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
也就在这个时候，1984年的一天，我哥哥突然给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到他的床前，对哥哥说，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以熬过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他说，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哥哥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相距几百公里。他说完后，我们彼此在电话中沉默不语，而我能听到哥哥在那头伤悲而无奈的喘息。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里，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营房中沉默的无奈。于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将要炸开的时候，哥哥缓解着说了一句：“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然后，哥哥放下了电话。我在这头，河南商丘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哥哥放下电话的声音，如同看到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用了一天的锄头，放在了收工回家后无人的田野。当我放下电话从那间机关办公室里走出来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的力量，正朝我围过来，我觉得自己如果不迎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音正连续地在我的头顶吹响，而我，没有去吃饭。
我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和准备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红砖围墙隔着的豫东平原，取出口袋里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点数了一下里边的钱，就朝火车站的方向去了——我要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的一对夫妻；如果你不应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我们的过往就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时，我没有想到啥叫自私，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造成一种威胁，我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决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去。从军营里出来，赶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
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行驶时间，是将近四个小时。是绿皮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买的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个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旷野沙地时我想了什么，也记不得经过著名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地带时，我对饥饿、贫穷、逃离与奋斗的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许多的名著，对《红与黑》中于连印象的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我身心上的疤痕，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运，远远地好于自己。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因为，那个遥不可及的巴黎，简直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圣地；那里的繁华与贵族的生活，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和触摸的高高挂在天空中的金丝绒窗帘。而我，以及和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只是想要逃离土地，想要有个城市户口和一间城里的房屋，在内心的深处，并不渴望那种巴黎式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来是有着于连的脉动，有着于连对人生与命运的谙解……我就那么到了开封，到了在落日中在熙攘间的大相国寺边安静的胡同口，依时依点地等着对象下班，等着她骑车回来时我去摊牌和请求。
那条胡同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如同我命运中总在跳动的一根神经，狭窄、曲长，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铺就、现在已碎裂的砖块。胡同两侧老平房的院墙屋壁，全都砖粉剥落，涂着的白灰，显出岁月的灰黑。斜立在墙边的几根水泥电线杆上，东来西去的电线，把胡同的上空切割为一块一块的蓝色，很像春天飘浮在头顶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儿等她，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她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车水马龙的鼓楼大街，拐进了这条宁静沉闷的胡同。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刹车下来。她问了两句很平常的话：
“你又出差？”
“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口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然后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
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我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开封的电瓶车厂上班，是那厂里的车工。她身上制服式样的工装，是那种灰蓝的颜色，可以与黄昏和蓝天融在一起而不分彼此。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就那么闷着想了一会儿，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她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很慢，一直那么推着，再也没有骑上。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背影，待她走出十几步时，又追着大声唤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呼唤，是不是一种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传递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听到了我的话，扭头看了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啥，就又那么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钢丝绳上，那样缓慢，那样谨慎，她在平衡思量着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在那个叫吹鼓台街的胡同口吃的，是一碗我爱吃的烩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靠近路边的窗口，大约用了三十分钟。而就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儿，才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来一块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她并不等我说句啥，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转身走了——好像我在这胡同口“逼婚”的等待，会惹出什么事端一样；又好像，她是偷着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那些话只是为了安慰我而说的假话一样。总之，在那小馆的路边，她慢慢地说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后，我再次望着那条胡同，再次望着她的背影时，真不知如何表达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感谢。
她走后，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
就在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在我们结婚后不久，到底如他预感的一样，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