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家哥伦布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人生的海洋上，最痛快的事是独断独航，但最悲惨的却是回头无岸。”这句话可谓道出了人生所有的艰辛：当你为“独断”的选择而自鸣得意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步入了回头无岸的境地！
当年，我与十几个和我一样踌躇满志天真无邪的同龄人，在全市满街都是鲜花与锣鼓的热烈氛围中，奔赴离家35公里的永吉县桦皮厂公社插队落户。
那时，18岁的我们正处于不谙世事的年龄。面对那广袤的田野、翠绿的庄稼，那衣着朴素的村民，以及家犬的吠叫和家禽的啼鸣，一切都显得那么优美和谐，那么新奇可爱。我当时曾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太伟大了、太有远见了，城市的孩子们确实应该到农村来。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对农村的好奇心、新鲜感很快就被繁重的农活、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强烈的思乡情愫一一击碎了。尤其像我这样身单力薄的男孩，抡锄头、甩镰刀、刨大粪、扬场、抬土、扛袋子……哪样都是勉强撑着，而且经常遭人白眼，受人讥笑。集体户的伙食由于管理不善，常常是难以为继，缺米少油，每月只能吃一次白米白面，平日里只是玉米馍馍白菜汤，有时干脆就是盐水泡米饭。吃得不好，干活太累，这更加使我们回忆起在学校和家里的种种快乐与悠闲。大家开始为回城而努力。有的拉关系找靠山，有的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和顽强毅力换取村民与大队领导的好感，有的则在城里让父母办了特困、接班和因病回城手续……而我，这几样一条也不沾边：干活没有力气，家里没有关系可走——况且也不屑为之，所以只好默默苦熬，听任命运的摆布了。
次年3月，一个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机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大队缺一个民办教师，大队支书点名让我来接任。队长通知我的时候，告诉我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但我未加思考就下定决心：不去。当时的想法，一怕当了教师回城更困难——因为那时培养一个教师不容易，如果当了教师即使赶上招工也很可能不放你走。二是当时撤下的那个民办教师恰恰是与我关系最好的，我一去接任，岂不有取而代之之嫌？
第二天上午，大队支书找我谈话。当他听完我的决定后，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连问了我好几遍：“这是你自己的主意？”
“是啊，没错。”我答道。
“我真不明白，当教师每年都挣固定的工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不用干体力活。像你这体格干农活多吃力啊！”
“这我知道。我感谢大队领导的关怀和照顾。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怕我这点文化水平教不好孩子们，还是让别人去吧！”我编了个堂皇的理由来搪塞。
他有点恼火了，不耐烦地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上午11点半了——我们的谈话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他有些激动地把最后一袋烟的余灰磕在炕沿上，站起来对我说：“我再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你的前程。别忘了，一旦开始招工，也是大队说了算！”
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我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但最终没能跳出“哥们义气”和“怕扎根农村”的漩涡。同户的知青们都纷纷劝我别再犹豫，先干上再说，起码可以不必为繁重的农活而发怵了；与我要好的社员们也来好意相劝。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心中的那些现在看来根本不必要的担忧呢？两天后，我给了大队支书一个无奈的答复。他难以掩饰心中的愤怒：“不识抬举，走着瞧！”
我未曾料到，大队支书让我“走着瞧”的报应竟如此之快。当年7月，大批的知青开始被招工回城。这次城建系统的招工几乎卷走了所有的男知青。然而，就在填表的时候，大队支书悄悄地让我吃了一个大亏：他给我填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招工登记表”，而别人的全是“全民所有制（固定）企业招工登记表”。当时我虽不太懂其中有何差别，但毕竟说法不同。我便去问他，他微笑着说：“都是一样的，你去的单位更好，坐守田园，守家在地。他们去的是化工建筑公司，全国各地哪都走，多不安定啊！”
就是这张表，使得后来一次次机遇与我擦肩而过。
我在那家建筑公司干得相当出色，市建委要调我，并要为我转干，最后却因为“体制”的原因而化为泡影。我在新闻写作上崭露头角，并一门心思要去当记者的时候，两次因为“体制”的原因而在评职称时屡屡受阻……
那些年，每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这个“体制”而受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不由深深地痛恨自己当时的幼稚、单纯和短见，痛恨那个心胸狭隘的大队支书！但是细一想来，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劳动，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让他们当教师而选择了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文化比他们要强。从这点看，他毕竟也算是称职的了。我所痛恨他的，只是他后来对我的报复。但正如俗语所说：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一切的失败最终都应归之于我那次选择的错误！
现在假如让我重新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走上讲台，用知识去浇灌孩子们的心田。那样的话，我也能利用那段时间温习功课，也就可能不会在“文革”之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中名落孙山！
尽管后来我终于从事了自己喜爱的编辑记者工作，但我已错过太多太多。弗洛伊德说：“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这话真好像是对我那场噩梦般的经历的精辟总结。
在命运的字典里，永远没有“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