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与近》
很显然，这首诗和距离无关，写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无间、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虽只有6个短句，承载的内容可不轻，也许可以借它来讨论远方和我们之间的关联。
对眼下的各种不堪忍受和对苟且的难以容忍，让缥缈的“诗”和“远方”被黏合成一个新词组。忽然间，大家都愛说“诗和远方”，可见我们多么渴望超凡脱俗。
一本“90后”的新书和他记录的远方
最酷热的7月底，正和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讨论他们的旅行见闻，发现“理想国”出了一本新书《回来》。因为近两年我关注最多的都是非虚构类的书，就立刻买来看。
这本书的作者孙中伦生于1994年，比我的学生都小。书里记录的是2015年他在美国读大三时，申请休学回国后的几段游历见闻。他的行程是马不停蹄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山区支教老师、客栈打杂者、漆器厂学徒工、新媒体编辑，还想过去学唱二人转，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据我所知，二人转演员的禀赋，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他从中国南方的东莞，到西北的定西、西南的大理和成都，再到北京，走了半个中国。
行程结束后一年多，他推出了这本《回来》。就此，当初他休学时可能出现的质疑与不解，都可以熄声了。书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经历和心情，他们的过往和难以把握的未来，已经是最好的回答。
有趣的是，作者暂停学业回国，也不是独自异想天开。他隔壁宿舍曾经住了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学，读大四时，大家都在赶毕业论文，非洲同学却申请休学回了老家，要和家人一起盖房子。
可见启示常常是连锁的。谁说大三的下一年就一定是按部就班读大四，而大四结束就一定是考研或者就业？
读过《回来》，感觉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会给无数年轻读者带来启示：任何时候都能不受外在陈规戒律的限制，遵循内心的需求，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寻找和感受一切有趣的未知世界。
远方在哪儿
我理解的远方，不一定是有多远，但一定充满未知的新鲜。
现在我住的地方几公里外就是深圳富士康。有时候外出，能看见塞得满满的公交车，车头车尾的牌子上都写着富士康至火车站。这班公交相当于富士康专线了。
上高速公路往城北走，会经过富士康的宿舍区，车速再快，也能看见那些楼房边缘起得很高的防护网。
有一座人行天桥横跨高速公路，下班时间，桥上挤满穿工服、挂工牌的年轻人。无数的脚把铁桥踏出均匀的响声，若向上看去，可能和某个工人的眼神相对。显然，人和人的距离很近，可各自的世界却相距甚远，各自无数细微的欢乐忧伤，他人不可能靠想象而得知。
《回来》的开头提到孙中伦打工的地方紧邻东莞的深圳观澜，恰好最近半年我常去那儿。我去过观澜中心区域的几家超市、餐馆、银行，每到周末或假日，大路边倾斜的草坡上就会有很多人，坐着、躺着，看天空、看街景或者睡觉。在读到《回来》之前，我没留意过他们从哪儿来，也完全不知道在几百米的距离里有工厂存在。
书中说，他们的工厂离观澜街区只有300米。“有打铁声，塑胶的味道，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
没有孙中伦的记录，我们同样不能想象，在甘肃的定西，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春天去挖了两天树，挣到100块钱。她把这钱攥在手里，想到孩子一直非常眼馋的一辆二手旧单车，她狠了狠心，把车买回了家。这辆车让读中学的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从此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推着车去上学。是推着，不是骑着，他舍不得骑。
关于定西，过去存在于我印象中的是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现在，《回来》给出了全新的人物和故事，是今天这里生长的又一代人部分的面貌。
远方，常常不是指距离。忽略和阻隔会把远方变得更远。
在我最早的认知里，远方一定是那些抵达不了的地方。
那时候去家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过夜，都得出示盖了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没有组织“派出”，你别想去任何地方超过一天。家里来了外地亲戚，第一件事是要去街道居委会报告。
后来，我们受到的限制也不少，出国要办护照、要办签证，要面签、要录指纹，要出示机票和行程单。
而更多生在乡村的孩子，他们读书求学的地方就是他们能走到的最远、最现代化的地方。如果不是考上大学或外出打工，他们没机会离开镇子，没机会坐上火车，没机会看见城市。
不知道这种观念作祟多久了——“悬梁刺股”被看作是读书的常态。
曾经有一次寒假临近，一个女大学生对我说，她现在每顿饭都不敢吃饱，她得减肥。我说她不胖。她说，如果放假回去，她爸爸发现她胖了，一定会狠狠骂她没好好念书，好好念书怎么能长胖？
如果这个学生忽然提出想休学去游历的“妄念”，会不会被她爸爸打断腿？
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人们往往只能在心里假设一个或很多个远方。它遥远、神秘、美妙，总在远方等待，充满诱惑又不可能到达。好像只有这样，它才妙不可言；也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宽容地原谅现实——眼下可以继续糟糕，反正我们心里藏着一个远方。
这难道不是最自欺欺人的谎言？
循规蹈矩的人生
曾经一次期末的诗歌课上，专程请到一位外地诗人给学生们上两节课，他读自己的诗，和学生们对话。下课后，我看见一直在教室后面拍毕业短片的一位大四学生在整理器材。我知道除他以外，他们毕业班再没人来旁听这堂课。
请来的诗人是基层公务员，经常白天工作，晚上写诗，不同时间的心境截然不同。他的很多经历对即将离校的大四学生一定有启发，可谁都知道，诗人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成功人士的事迹那么多，为什么要听信一个边缘人的。
有点像自言自语，我对这位同学说：“这课没通知你们班同学，担心大四没这兴趣了。”
他慢条斯理地收拾着手上的电源线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本本分分读下来的人都会是这样吧，有人早把多少岁结婚、多少岁生孩子都计划好了。”他的一語中的让我无言以对。
在大学里常常能见到低年级学生兴致勃勃，而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旁若无人的目光足以把教学楼、图书馆内的学弟学妹们全部一掠而过。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考研和就业上。
一步步地本分，一步步地计划，最终人人都变成差不多的寡淡无趣，即使最终迈上了日夜思谋的人生通途。
有个怪异的现象：每年秋天，眼看着那么多年轻人兴冲冲进了大学，4年后几乎没什么例外，同样一群人悻悻地毕业离校。几年后再听他们描述进入社会后的感受，好像人生暗藏着一些神奇的时间节点：当为了高考冲刺到人的耐受极限，有一些人幸运地进了大学；当他们看透了高等教育，只想一步跨进社会去谋生，就有工作机会在等待了。每越过一个新节点，他们会一扫颓丧，忘记过去的不快，再度焕发出饱满的精力和热忱。
我亲眼看着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学生，被这接二连三的节点消磨。这就是本分的、循规蹈矩的人生，难道可以把这也理解为毕竟总有远方在召唤？
一个简单易行的计划
总有人以为，远方不能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很花钱：虽然总说有远方，可我还在缴月供，我适合“苟且”。
我看见在《回来》的网络评论里，有人说：“要是家境好，不缺钱，我也想到处去转转。”
其实，钱只是一个借口。在《回来》中看到，孙中伦一直都没停止打工，很多大学生都会利用暑假做点什么。我有过几个学生，他们假期并没回老家，他们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做过短时间的流水线工人。和孙中伦不一样的是，有两个人做满了一个月。还有不一样的，在填招聘表格时，他们都隐瞒了自己的大学生身份。
我的班上曾经有两个藏族学生，一个来自阿里，一个来自林芝。我请她们给大家介绍各自的家乡。两个人都认真做了PPT。
记忆最深的是林芝春天的花和树，以及阿里藏民的盛装。阿里的学生告诉大家，哪个是她父亲家族的衣饰，哪个是母亲家族的，它们有很多不同。
那次课启发了我，后来我常建议大学生利用假期去其他同学家里串门，大家交换，既做主人也做客人。
这个提议不断被不同的学生实践。一个始终没离开过海南岛的学生在大三的时候动身去了宁夏的同学家，随后去了拉萨和北京，现在我还记得他描述第一次看见绿皮火车时的激动。
后来，有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几个学生，家分别在湖南、山东、河南，他们利用暑假互访。我跟他们说，这就是普通的“串门”，去不同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怎么生活。
当我们意识到这里和那里，意识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互为远方，所有的远方都是扎实、具体、生动和富有启示性的，我们的世界就会神奇地扩展。我们随时都在路上，随时都有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