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结束了，所有的观众都没离场，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观影经验中是头一回。大家都还在安静地看着银幕上闪现的数字，从200000到22再到8，这是一道无法逆转的减法题，最终会归于0。归于0意味着什么？7000多名众筹者（实际众筹32099人次）的名字紧跟着工作人员的名字在大银幕上滚动，这又是一道连导演都可能无法预计的加法题。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也是纪录片电影《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
2012年，“80后”导演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短文，讲的是1920年出生的广西老人韦绍兰和她在“慰安所”怀上的混血儿子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例。他本能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好题材，于是年底就动身奔赴广西，拍摄了韦绍兰和她混血儿子的故事。当时在中国大陆存活的已知的“慰安妇”仅有32位，所以他给这部短片取名《三十二》。
两年后，当郭柯准备把这部短片拍成纪录片时，32位老人只剩下了22人，所以，取名《二十二》。
2017年8月12日，距离《二十二》上映还有两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了。至此，片中出现的22位老人，仅剩下8人。
“慰安妇”是沉重的历史题材，郭柯导演以晚辈的身份凝视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老人，抛开事先准备好的剧本，用温柔的方式记录下这22位老人的生活日常。“这部片子不是告诉大家‘慰安妇’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只是告诉大家，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在晚年她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于每个人的观后感，郭柯说：“这是我无法控制的。”
郭柯在采访中常谈到一句话：“走不出来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受害者要么以愤怒、要么以哭诉的方式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但郭柯和他的团队在拍摄的过程中，在与那些老人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她们平静乐观的态度，看到的是她们平淡的生活、琐碎的日常。他想把这种最真实的状态记录下来。“让观众先能了解这些老人，接受她们、喜欢她们，而不是一上来就贴上‘慰安妇’的标签，生硬地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个群体。”郭柯说，“我们有时候对她们的理解真的太狭隘了，她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苦大仇深，她们非常普通，是活生生的、立体的人，也有很深的情感。”
影片之外，他们的微博账号“纪录电影二十二”有当时拍摄的“花絮”：湖北的毛银梅老人每天摘一桶栀子花送给摄制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她觉得花很香；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和村民们准备了粽子，在大树下和工作人员一起分享；山西的李爱连老人每天喂那些去她家院子的野猫，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分享她14岁孙子的趣事，怕工作人员收工后会饿，每天炸一大盘馒头请大家吃；山西的刘风孩老人到地窖里拿红薯、土豆送给摄制组；广西的韦绍兰老人家徒四壁，每个月拿30元的低保，当郭柯和同去的3个工作人员与她告别时，她把郭柯给她的500元钱包了4个红包分给他们，说快过年了，叫他们拿回去给家人买点糖果吃……影片中，在海南留学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去祭拜去世不久的王玉开老人，她是常去照顾老人的志愿者之一，与老人建立了很深的情谊。她说阿婆生前在她拿去的照片中看到曾经迫害她的日本人，阿婆笑着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有了……一位中文说得很好的犹太观众看了《二十二》后，讲述了两个月前他已故太奶奶（享年104岁）的经历。他的太奶奶在“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抓进集中营，她的男朋友在她面前被纳粹打死，她被关在集中营长达5年。他说：“我活到现在（30岁左右），她都不敢和我们谈及当时她受的苦和发生在她身上的事。”1945年“二战”结束，她是幸存者。自1945年至她去世，德國政府每个月给她1500美元的赔偿金。身边的人在照顾她们，政府在照顾她们……这位犹太观众说着说着有些激动，“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你不正视，你不认错，那你就欺骗了一代人。一个很有名的犹太幸存者说‘冷漠比死亡更可怕，冷漠比憎恨更可怕，冷漠是人类尚存恶意的理由’，他们不敢说出来，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日本纪录片导演土井敏邦看了影片后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之一，画面、光线，以及与拍摄对象交流的方法都很出色。这种有力度、有质量的片子，是我至今在日本纪录片界没有看到过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难为情的是，日本导演拍不出此类题材的影片。原本，我们作为加害者应该主动拍出这样的影片，但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却拍出了这样的片子给我们日本人看。”
同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于2016年2月在韩国上映。这也是一部众筹电影，在拍摄阶段就获得7万多名韩国网民的支持，演员全部零片酬出演。《鬼乡》的导演赵正莱在台湾观看了《二十二》，他对影片中流落中国的韩国老人毛银梅（原名朴顺车）印象深刻。老人在中国生活了70多年，没再回过故乡。得知老人已于2017年1月去世，他和工作人员特意赶到湖北孝感祭拜了老人。在老人的遗像前，他唱了老人在影片中唱过的、同样也出现在《鬼乡》里的民歌《阿里郎》；在老人坟前，他烧了从韩国带来的在《鬼乡》里出现过的“护身符”。
余华在《活着》的日文版自序中说：“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一句话，却是别人的一生。所以，我不太愿意用“幸存者”这个词来称呼这些老人。
这个世界曾给了她们深深的伤害，她们却用沟壑纵横的脸报之以笑，用干瘪漏气的嘴报之以歌。如果你还看过《三十二》，一定不会忘记韦绍兰老人唱的那首歌，它被放在了《二十二》的片尾，也是整部片子唯一的配乐——《九重山》。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一条江水去悠悠，一朵莲花水面浮。何时有意把花起，你无心无意看花浮。门口大田四四方，半边罗豆半边秧。秧儿得插花生得扯，常年丢弃哪一厢。出门人笑我也笑，回家人笑我忧愁。人进大门呵呵笑，我进大门眼泪流……
历史需要铭记，面对伤痛，我们不该终日怨恨，但绝不应遗忘。面对她们，不应该再去过多地追问，或许，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奶奶们现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