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他针对国企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尖锐论点，使他成为社会热点人物。他以往的经历也让人关注。
我是考五分的差生
成名后的郎咸平多次谈到，自己不是一个精英，从小就不是。当一个成年人身份特别是有所建树的学者的身份提起少年求学往事的时候，郎咸平的语气是轻快的，甚至略带戏谑。你丝毫不会感到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作为一名差等生的无助心境。
“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心中充满了自卑感，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
郎咸平回忆的语调里，有一丝惆怅。
郎咸平迄今还记得爸爸在他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份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给他做练习，满分是100分，郎咸平辛苦地做完后，只得了5分。
幸运的是，那一年台湾开始实行小学直升初中，不用考试。郎咸平成为台湾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进入大同中学。
但身为差等生的痛苦随之延续到中学。初三时，因为有升学率的压力，学校要将学生分班，郎咸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给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开的班，学生基本上来自社会最底层，很多人家里很穷。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和“太保”。因此郎咸平说自己从小就对台湾的太保、流氓和黑道非常熟悉，而且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
“我基本上都是被打。念到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官校。”郎咸平回忆说。初中毕业后郎咸平也去考过陆军官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缘故，体检没通过。
差生的理想：做一名木工
郎咸平开始学木工始于“放牛班”。“当时的理想就是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郎咸平说。
郎咸平当时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升高中考试前三个月举行模拟考，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的成绩排在800多名。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虽然做好了当木工的准备，但是在潜意识深处，郎咸平还是想升学的。
郎咸平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母亲，“妈妈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教化学。她在台湾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教书。一个星期最多教76个小时的课，为了养家，非常辛苦。对我妈妈支撑这个家，我们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
听郎咸平回忆母亲，有理由相信，正是母亲的德行潜移默化影响了少年的郎咸平，老师的孩子爱读书，是熏陶，也是宿命。
就这样，考前三个月，郎咸平感到了压力，就想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来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临时抱佛脚”用的一种复习资料。看了这些资料，在半懂不懂之间，郎咸平对学习的内容有了一点概念。考前两个月的第二次模拟考，郎咸平考了500多名，考前一个月的第三次模拟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到他参加中考时，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成功中学。
打架打成“英雄”人物
“在初中时，我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我们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功夫极高。”
郎咸平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很用功。他自诩当时功夫很高，班上的混混都不敢惹他。那可能是少年时代郎咸平最为得意的一段记忆了。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也是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到台北闹市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结果一下子冲出来好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一场血战。”
郎咸平说：“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有上百人围观，我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同学们也从不同管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叫我‘西门町之虎’。”
中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考入了台中的东海大学经济系。
改写命运的零分
郎咸平走上钻研学问的道路，和大学时的一段遭遇有关。
据郎咸平回忆，当时东海大学经济系的微积分课程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学期得考4次月考。郎咸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时就想走捷径，作弊抄一同学的试卷，结果被老师抓到了，得了零分。
“第一次60分，第二次零分，平均起来是30分。这样的话，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真想干脆放弃算了，因为像我这样的水平怎么能考100分呢？”
郎咸平说：“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了一种想法，决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两三点，当时就感觉好像哪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一个月下来，忽然发现，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忽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很多解不开的题一旦解开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分竟达99分。郎咸平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笨，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其他科目都是90分以上。
“从那时起，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我的灵魂。”
无奈之下，考上“烂校”
大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研究所第二年，郎咸平的同学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把郎咸平也介绍到了报社当兼职金融记者。
“当记者是对我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年轻的记者，才23岁，接触到的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记者，接触到的都是财经界的一些大事，很早就看到金融界的是是非非。这对我了解社会很有好处，研究所出来后，因为找不到事的缘故，我又回锅当记者去了，整天跑新闻。”
之后，郎咸平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台湾职场似乎跟他较上了劲，他始终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我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
跑新闻实在太忙，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郎咸平的托福考了550分，GRE考了1640分，是两个相当差的分数。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郎咸平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这所惟一接受郎咸平的学校，竟然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是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话，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沃顿——“烂校”——去还是不去？还有两万美金的学费。如果说初中毕业时弃木工而选择升学，是潜意识中受母亲影响的话，此次郎咸平最终成行，完全是母亲的决定。
“我的母亲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两万美元，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