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大败，霸王项羽自刎乌江，天下初定，一个新的王朝已历历在目。刘邦一晚夜巡军营，却见将士们都心存惶恐地围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一时间竟困惑不已。遂招张良于帐内，问道：“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张良答道：“造反。”刘邦不解，既然天下已定，只等坐享荣华，何来造反之因由？张良解释说，天下虽然已定，但将士们却并不确定自己的封赏，他们之中有人与您亲熟，有人与您生疏，甚至可能还有人与您有一些积怨，所以担心您赏罚不均，故有反意。刘邦听后就立即先行封赏了一位多有战功却与自己曾有离隙的将军。这种不论亲疏而奖罚有道的做法一下就得到了部众的认可，立时打消了背离的念头，于是刘邦便顺利地坐稳了天下。
一支团结的军队，可以在不利形势下打下江山，却同样不能避免于胜利之后遭遇到忠诚的危机。由此可见，完全的忠诚又是如何的难得。当忠诚与利益甚至性命产生了冲突的时候，又能有几人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
“忠”如是，“孝”亦然。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杀兄弑父”血案中就可略见一斑。隋朝的二世炀帝，“大运河”的开通也无法掩盖住他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更骇人听闻的残暴史实——弑父夺权。因为炀帝是暴君，所以后人对他的“弑父”行径口诛笔伐。然而就是历史上一些贤德圣明的人物，也常常做出过一些有违人伦的糗事。
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逼迫高祖退位，即使是今天，西安北郊的玄武门外还依然弥漫着一种肃杀的历史压迫感。周文王姬昌，为了活命，竟然吃掉自己的儿子伯邑考以博商纣王的宽心。此事虽与“孝”无关，却足以反映出，亲情与利益甚至性命相冲突时，有时竟会显得那样地一文不值。
我想到了一则西方的寓言。有一头驴，面前堆放了两摞干草，最终却因为无法判断到底该先吃哪一摞，饿死了。这种驴被称为布利丹毛驴，意思就是蠢驴。中国有句古老的俗话：忠孝难两全。这一“忠”一“孝”，也就好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堆干草。布利丹驴忧虑的是，吃了这一堆就不能吃那一堆，都吃又会撑破了肠胃，而我们担忧的也如出一辙，尽了“忠”则不能尽“孝”，忠孝似乎就永远不能两立。
然而有趣的是，驴为了想清这个问题饿死了，但是面临“忠孝难全”的中国人却还活了下来，这可真的是一种智慧。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当“忠”、“孝”与自己的利益甚至性命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从中斡旋。而对于一些奸猾的人来说，“忠”与“孝”又实在是一把绝世的双刃剑。当他们由于各种问题不得不“不忠”时，就可以拿“孝”来抵挡；当他们不得不“不孝”时，又可以拿“忠”去开脱。
伽利略为了活命，对自己坚持的科学没有忠贞不渝，在危难的紧急时刻便潇洒地挥了挥手与他独创的学说拜拜了，他却并没有受到忠孝的拷问而依然被载入了科学的史册。谭嗣同固守的宁愿为革新玉碎而决不流亡东洋偷生的气节，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也有人劝他“留得青山在”，还有人怂恿他“必须要有人为革命流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崇尚着不同的哲学，而同一时代有时也会有两种背离的思想并存。一些人桌面上尊崇谭嗣同的凛然正气，私底下却接受的是伽利略的随机应变。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要说“忠”、“孝”两难了。
其实布利丹驴不难抉择，只要两堆草各吃一半就好了。忠孝也不难取舍，忠的核心与孝实质上并无二致，而孝的本身也完全就出自于忠。忠孝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统理民生的要义，其精神早就反映在诸多的国家规范与社会规则之中，我们只要事出有道就自然体现了忠孝的精义。驴饿死是因为它太蠢，“忠孝难全”则是一些人太过聪明。
一步与一生
去年的一篇获奖范文写道，鱼的记忆只有七秒，认为七秒过后，它就会忘了之前的一切，而七秒之后，它又会开始新的一生。如若果真如此，那么对于鱼来说，每一步都将代表着它们的又一个新的“人生”。这样来说，鱼肯定都是幸福的。因为它们从没有过长久的痛苦和遗憾，有的只是七秒之间的一步天地。
佛说，人因为记忆而痛苦。那么，如果没有记忆，每个人就都会快乐。人的痛苦来源于一个个失落与遗憾，来源于一步一步的错过。我们无法拥有鱼的天赋，所以就必须走好每一步才能像鱼一样快乐地生活。
人生有许多岔路口，在每一个路口前我们都应迈出正确的一步——这似乎太具浪漫的色彩，而我们又如何能够确保正确的行走方向呢？面临学业、面临事业、面临情感的抉择时，我们该如何走好这每一步？
其实，选择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譬如吝啬鬼，在文学家的笔下可能会成为一位愚蠢的守财奴，饱受着连篇累牍的冷嘲与热讽。而换个角度，就在作家与读者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奚落他可怜的奴性时，葛朗台们却无不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虽然大多数人会认为花钱才是富有的根本目的，但是一味地否认有钱人因财富的拥有而获得的幸福感，也不啻为新时代下的一种新的霸权。各种选择都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没有对错，只有自己的感觉好坏，不违例就成。正如但丁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守财奴们，痛并快乐着。
又好比一篇貌似新锐的文章，大肆厚非某某文学爱好者坚持多年写作而不曾辍笔的创作热情，讥讽其尽管从未发表但却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不知天高地厚、盲目执著。文章乍看或许还很有一些理性和深度，劝勉该作者不要浪费时间而应投入更多精力到农业或者其他什么生产当中。其实，这就是一种卫道士式的强盗逻辑。
人，可以生来不伟大，但是却都应当拥有精神上的独立。平民作家，可以不企求诺贝尔文学大奖，但却仍然拥有坚持自己爱好的权利。谁说爱踢足球就要超越马拉多纳？既然写作给他带来了快乐，我们还嘲笑他什么。刘害娃借《高兴》出名了，也开始尝试写作，而有人就有想法了，说他瞎胡闹，认为农民就应该将精力投入农业，这样兴许还会成为袁隆平，成为陈永贵。但是，路是自己的路，即使是岔路口也和别人无关，所有走法的选择都是属于自己的私权和自由，好坏和对错都无从谈起。也许有一天袁隆平还感叹他自己没有坚持原有的爱好却选择了并不怎么喜欢的农业而遗憾呢。那么，此时的成功，又能带来什么呢？这一步，走对了么？人死了，什么也带不去，若不快乐的走好自己心仪的那一步，这一生，意义又在何处？
古语道：人生苦短，即时行乐。乐的禅意是指善施，而通常的乐就是爱好或意愿。鱼之所以快乐，就是因为每一个七秒，它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学会这样，我们的一生，也就会因为每一步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