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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救药的乐观

2022-04-24人生

《朗读者》节目中,董卿问作家王蒙:“您总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么能不能说说到底怎么个不可救药呀?”

王蒙笑了笑,诙谐地说:“那我就先给你讲两个小故事吧。1963年的12月下旬,29岁的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动申请举家迁往乌鲁木齐。离开北京时除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我还特意带了一条小金鱼,而且是连鱼缸一块儿带着的。我担心到新疆后再也看不到北京的金鱼了,那多无趣呀!就这样,从北京到新疆一直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我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小鱼缸。”

王蒙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讲了另一个故事:“1965年我又从乌鲁木齐直接下到边疆地区伊犁的农村巴彦岱,兼任一个大队的副大队长。当时,我住的是一位老农家里约六平方米大小的小库房。房间里有些杂物,墙上挂着一个面箩,九把扫帚,还有一张未经鞣制的牛皮。牛皮发出阵阵怪味,我一想,光有牛皮的味还不足以体现新疆的特点啊,就去市场买了一块羊毛毡铺在矮炕上,这样牛羊膻味便配齐了。然后,我就饶有兴致地环顾着这间充满新疆特点的小屋,又发现门有点斜,门楣处还露着一条三角形的大缝。结果三天后,这个大缝居然引来了一对燕子在此安家,整天叽叽喳喳,欢声笑语不断。后来我仔细一听,这原来是一对小夫妻。于是,我再进屋时便尽量放轻了脚步,怕惊扰了人家谈情说爱呀!哈哈!”

见王蒙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乐起来的样子,董卿嫣然一笑,说:“果然是不可救药。”

其实当年王蒙虽是主动申请举家迁往新疆,但实际上就是下放。而从1963年到1979年,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他也正是靠着这种乐观的心态熬过来的,尤其幸运的是那十年中,不管是作为摘帽右派也好,还是作家臭老九也罢,远离北京的他都毫发无损。

后来,有外国记者采访时问他:“16年的磨难,你为什么没自杀?为什么没毁灭?为什么没垮掉?”

他当时就回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亘古至今,那些被形容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们,并非天生就是个乐观派,更绝非没心没肺的傻乐族,而恰恰是历经磨难后悟透了红尘。正如王蒙先生所言:一个人要有大境界、小乐趣。大境界就是说不争一日之短长,不计较鼻子底下那点得失,不在乎一时的被误解和被攻击,赢得起也输得起,随大流得起也孤独得起、孤立得起,无私至少是少私,故少惧,胸有大志则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此才可以总能在不同的境遇中看到光明,而这種光明便是人生中最好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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