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会对母亲说：“我回来了。”母亲平平淡淡说一声：“哦，准备开饭。”每天送孩子上学，孩子在校门口会对我说：“爸爸再见。”我转头就走。这样的生活场景，天天发生，细细品味，却有幸福感。相爱多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母亲为给我带孩子，父母分居了。父亲来到北京我六十平米的拥挤房子里，一家人团聚了。多年来夜间的电话粥，变成了默默成眠，父亲和母亲人到老年，他腹诽她的唠叨，她对他的木然不满，多少年了呢？不离不弃。
家里有两个老人在等你，孩子未来要远走高飞。浓烈的爱情会变成长久的相伴，爱人和你相对无言。越过漫长的光阴，庸常的生活，陪伴是亲人沉默的告白。
只有阅历丰富的人，才真正懂得，平平淡淡的生活美好。
父亲年轻时，得过一场大病，发病时我几个月大，病愈时我已经上了小學。记得小时候，哈着热气的腊月，人们排在生产队竖着钢筋条的办公室窗口，等会计和出纳结账。一家落存百八十块钱会很高兴。我父亲的病，就生在那样的年头。意外的是，妈妈说：“要不是靠集体，你爸爸可能活不成。当年家家都穷，你爸身体不好，活下来是沾了集体的光。”那场大病的起因，是表姐出生时，姑妈大出血。输血后人会亏血，生活条件差的年代，拿什么来补血呢？卫生所的年轻医生对爸爸说：“想清楚了，要输就要很多，把你姐救活的可能也不大。”妈妈说：“当时爸爸输给姑妈一葡萄糖瓶子血，那血倒进脸盆，该有小半盆。”
表姐和我妈妈都是姑妈难产的受害者，表姐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表姐没有选择的权利，我妈妈默认了可能的灾难。我妈妈当时没有阻止父亲输血给我姑妈，我了解妈妈，她不会这样做。我爸爸当年得的是肾病。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妈妈在她年轻的岁月，曾经遭遇过多么难言的痛苦，那么些年头。
父亲老了。他越来越沉默。我感觉得到，他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在北京的日子，我六十多岁的父亲在北京的商场、餐馆里做过杂工，每天早出晚归。父亲不愿意闲下来，我劝他不用那么操劳，他说：“你买房子，欠银行一大笔债，我怎么能安心？我在老家一直在工地干活，身体没问题，你不要担心。”我六十多岁的母亲坚持要捡废品贴补家用，她捡垃圾的行为让我觉得在小区里有些抬不起头。母亲说：“我不偷不抢，堂堂正正，哪里让你折了面子？”父亲和母亲过着朴素的生活，他们让我觉得稍微铺张就是犯罪———我没有道理自己去享乐。
父亲却有两项属于自己的享乐。一是，每天都会喝一小杯酒，吃两把生花生米；二是，上桌哗啦啦洗牌，打麻将。医生交代父亲，身体恢复后，每天可适量饮酒，饮酒时吃生花生米———生花生米的红色包衣是一味肾保健药。几十年下来，父亲的病从未复发，而酒慢慢从医疗辅助品，变成他的生活必需品。父亲每晚会喝下自己面前母亲倒上的那杯酒，喝完酒，木然的父亲神情会变得生动，有时会露出笑容。他大半生全在劳累，如果有母亲做的粉蒸肉在桌上养眼，便会显得陶醉，手上噼噼啪啪捏炸花生壳，随后生花生米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飞进嘴里，他嚼着，随后端起酒杯，滋溜一口———对，滋溜，那是我听见的最美的乐音。
老家传来房子面临拆迁的消息，父亲辞掉工作，他把这几年做工积蓄的几万块钱给了我，嚷嚷着要回去。我知道，这合理但也仅仅是个借口———房贷所剩无几，而我北京的房子太小，住五个人显得有些拥挤。我极力挽留父亲，母亲说：“让他回去吧，他是舍不得麻将。北京再好，熟人他也凑不齐一桌麻将牌，这些日子他手早就痒了，让他回家和老邻居打麻将吧。”
父亲喝了大半生酒，没喝过什么好酒，也不准我帮他买酒。他要离开北京，我为他买了瓶茅台。茅台打开，酱香飘出，我为父亲倒上一杯。父亲端起茅台特制的小酒杯，闻了闻说：“酒是好酒，太贵了。”说着，他一口干掉了杯中酒，拿起瓶盖将瓶子重新封上。他重新用他每天用的杯子，给他自己和我，倒上散装白酒。我尝了一口父亲的白酒，那酒淡淡发清香，那味道就是父亲自然、简朴的生活。父亲和我碰杯，美滋滋喝着，我忍住了欲流泻的眼泪。父亲带着那瓶茅台，回到一千多公里外的故乡。
那瓶喝了一杯的茅台，被父亲珍藏。酒是拿来喝的。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喝掉这瓶茅台？父亲笑着说：“一个长期喝酒的人，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酒。我喜欢清香的汾酒，茅台不合适，还不单是贵，它太香了。”那天我回湖北看父亲，给他带去两瓶青花汾酒，父亲喝后带着酒意，随便说了一句：“汾酒，淡淡香，醇厚，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