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
2016年春节,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光灯下纵酒放歌,声响巨大,震得人有些恍惚。我走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天鹏和郝飞,上完厕所晃晃悠悠地走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我说:“没有,随便想想。”他们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说:“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们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的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们俩顺着我的话说:“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后,走在雨后的霓虹灯下,整条街通体发亮。我低着头,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在光斑迷离的倒影里,我的脚机械地入画、出画。衣服沾了湿气,感觉比往日滞重。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轻轻地把门打开,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心里变得十分严肃。
回顾这40多年的生活,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去矿山是在1999年,那时候,我已离家在京10年了,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我也想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逆反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悃镇的矿山采矿,成为一名“从城里来的”矿工。
那段时间,我注意到许多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星星,太纯净了;然后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刚开始只能看到几颗明亮的,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星星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但它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但也由此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和短暂。
那年10月的一天,风雨过后,晚霞持续了很久,有5到10分钟。我坐在矿洞外的石头上看着晚霞。漫天的火烧云,我之后再没见过那么红的云,自己仿佛都要被那红光熔化了。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景,只是留它不住,也不可复制,多么让人怅惘。我由此感到,光阴是可贵的。
年后的一天,雷管爆破以后,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矿洞里黑洞洞的,我只能看到烛光照亮的狭小范围。我摸索着走了几十米,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动静,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响。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便举着蜡烛找过去。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从各个方向钻进我的眼睛,熠熠生辉。一瞬间,我被一股感动的浪潮席卷了。这种世间的极品,埋藏在山体里,竟没有人知晓,而它们仍然朝着最纯净、最完美的方向生长着。我忘掉了身边的一切,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这一捧水晶。我用眼光抚摸着它们,仿佛听到体内血液沸腾的声音。我突然明白,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心中长鸣的喟叹,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悲歌。若只是廉價的自我感动,在这茫茫人海中便毫无意义,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也许,我从未考虑过别人的感受、父母的担忧。我开始对放肆的人生失去了兴趣。生而为人,总该有些具体的价值,哪怕只是让关心我的人放心。我出于迷茫来到这里,难道还要在迷茫中继续蹉跎光阴吗?在那件事发生一个月之后,我便离开了矿山。
出矿山后,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不管做什么,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主动去克服,那么心境就很不一样,不会有被蹂躏的感觉,要蹂躏也是自己蹂躏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长处和短板渐渐清晰。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愿望,去想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尝试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但我从未想到过电影,因为它距离我太遥远了。可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似乎在以缓慢的力量把我往这个方向推动。
2012年,我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回家》,存放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照片,还有老家的景象。这些都是很日常的场景,但每张照片下的讨论都很热烈。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老家那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因离家多年,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种距离使我变成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美好的东西从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我几乎是贪婪地将所看到的全都记录下来。但照片毕竟只是瞬间的定格,没有时间流淌的印迹,因此,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拍摄视频。恰好在年底回家前,我在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机,便顺理成章地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从2013年春节开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什么都想拍摄下来。几年过去,我积累了大量的视频素材。
2015年,《刺客聂隐娘》上映,我看到一篇对侯孝贤导演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向他说出自己的困惑:虽然在学导演,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回答说:“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拍摄父母生活之初,我只是想制作一部对家庭有纪念意义的影像作品,正如我父亲多年前拍摄的那样。侯导的话无形中为我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素材,为什么不能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呢?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我便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我开始从豆瓣影评里寻找,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地构成了我对电影的概念。
在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我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时常想,在这个世界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过往的人生阅历中,我并未找到确切的答案。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对着自己。我觉得每个人的诞生都是随机且不可复制的,每个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都应该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
当侯孝贤的那句话帮我掀开遮住那条道路的壁板之后,我看到了这种可能,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电影就是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我买了很多书来学习电影知识,从各方面增进对电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人和环境的关系,这改变了我的拍摄构想。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闪耀的那些普通人的光辉。我想拍一部真正的电影献给父母。
2016年春节,回到家中,看到父亲衰老得如此之快,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始剪辑了。当时,我连用什么剪辑软件都不清楚,需要从头学起,至于要花多长时间,最终能否剪出来,更是没有完全的把握。正是在同学聚会过后那个彻夜未眠的夜晚,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2016年4月,我回到北京,花了一个月时间看素材,对于如何开始,却仍一头雾水。我买了两本FinalCut的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喜欢面对困难,但自己又不是很聪明的人,每做一件事,进入状态都很费劲,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的注意力。考虑之后,我决定把网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客户,也拒绝朋友来访。除了扔垃圾和买菜,我几乎足不出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见到的人不超过15个。我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工作台就在床边,累了我就躺下看剪辑的书,直到睡着;醒来洗完脸,我又坐在电脑前。为了能长期保持状态,我上好闹钟,确保每天工作不超过16个小时。
经过20个月的剪辑,片子终于完成了。经朋友联系,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片子安排一场放映,时间是在2017年12月,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放映前,我回贵州去接爸妈。妈问我:“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我说:“来接你们去看我的电影。”她大吃一惊,问:“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是啊。”她说:“天哪,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呢。”记得有一次,她在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说:“都是同样的事情,你拍拍拍,拍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做纪录片啊。”她问:“纪录片是什么?”我说:“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腌菜去了。我繼续跟着拍,她晾着晾着回过头来,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她觉得我是痴人说梦,但从不打扰我的兴致,甚至在我想放弃的时候,鼓励我继续拍摄。拍亲戚时,他们也总是嫌弃我拍了不给他们看,我说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们撇嘴表示不相信。如今我突然说完成了,妈为我高兴的同时,心里仍然疑问重重。
2017年12月31日,放映结束后,我像做了一场梦。我终于兑现了给父母、家庭,还有亲戚们的承诺,也是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没有浪费这几年的时间。在映后交流中,我语无伦次,经常无意识地神游。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爸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了,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2018年7月27日,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颁奖嘉宾是我很喜欢的周浩。他向我伸开双臂,拥抱他的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地颤抖了。有人说,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哽咽了,我不确定,只记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领完奖,我去后台留影。在穿过一小段黑暗,厚厚的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骤然变小,一浪一浪地,抚过我的背脊,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抽象而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我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往事一幕一幕地快速闪过,配合着身后的欢笑声,充满这空寂的走廊。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眼前的场景与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个夜晚,在这一刻,在某个领域里,我做到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