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从中文系毕业，不懂新闻，做东西只有一个原则——自己感不感兴趣。
大多数孩子觉得自己很特别，其实在外人看来他们都一样。从事传媒的孩子却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想做出令全行业人士为之膜拜的作品，一个比一个自我，却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能代表所有的观众，比如我。
那时我做出来的自以为特有水准的新闻，只有几位相同年纪的同事表示理解，很多前辈都不明白我的理念是什么。制片人小曦哥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理解，但理解和懂不是一个概念，等到你真正懂的时候，你就能做出好的娱乐新闻了。”
我就在这条“自己理解”和“真正懂”的路上跌跌撞撞，有时候也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一行。
有一天，我从外面拍摄回来，办公室里只有台领导和小曦哥两个人。我清楚地听到台领导对小曦哥说：“刘同根本就做不好电视，干脆让他走人吧。”
我顿时就傻了，热血上头，“嗡”地一下就炸了。原来这种自我的做派，早就让领导看不下去了，我还到处跟人解释，别人觉得不懂就是做得不好，干吗要去解释呢？自己也蠢到家了，自信心爆棚，觉得每个人都能忍受自己，直到对方亮出刀，才发现自己的玩笑开大了。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不敢踏进去，也许进去就真正要离开这个行业了，过了好久，我站在那没动。里面的谈话也停止了，突然我听见小曦哥说：“我觉得刘同挺好的，他能一个人坐在家里熬一个月写15万字的小说，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他能坚持，也有想法，他肯定会明白的。”他甚至没有在最后加上一句：请再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好像在他的眼里，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娱乐记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小曦哥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优点——坚持、不妥协，可以为了一件事情死扛到底。发挥真正的优点，比另辟蹊径更为重要。
后来我成为北漂族，融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工资和自己播出的新闻数量挂钩。我刚从湖南台过来，做娱乐新闻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画面上加各种效果的字幕，于是某天晚上我把娱乐新闻编好，把包装提纲也写好后放在一起，等着第二天一早审片。
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新闻，去询问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三分钟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当这是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我特别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有人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时，我总是恰好在场。
我尝试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不懂规矩，我以后不会了。”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我鼓起勇气看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卓玛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
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后期编辑，多了一位后期主管。卓玛问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小说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人员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小说，第二天你也要给我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着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在北京最无助的时刻，卓玛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也让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北漂的新人，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安慰或者鼓励，而是在他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站在一起，比说什么、做什么都重要。
时间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人只当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有人却能读出一个轮回的历史。一些温暖，能让你发光发热，并把这光和热传给他人。一些伤害，也能让你亮出胳膊，提醒自己何为底线。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他们来说只是平常，也许你并没有及时答谢，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没有这么对待过别人。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生活是什么，你就是答案。
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