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考发榜那天，我在报上寻找自己的名字。
找着找着，天哪，我竟然考上了台大工学院土木系。没有弄错吗？这可是所有自然科学类考生前一百多名的成绩。
我不敢相信，擦擦眼镜再看一次，自己的名字真的在上面。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全班一共十四位同学考上台大，我正好是最后一个。
过去三百六十五个努力的日子没有白费。哈哈，再难的知识也可以把它背下来，考试没想象中那么难。数理化加在一起也不过上千习题，我把所有参考书看完，不会也会了。我不由地有些得意起来，只是“土木系”这名字，又是土又是木的，有点不够响亮。
还有另一个不好：台大离家太近了。我原本希望上大学后，就能够到外地去，暂时离开家里的阴郁气氛。这下子没了借口，只得每天坐车上下学。
注册那天，母亲要送我去学校，我不肯——哪有上大学还要妈妈陪的呢？母亲轻声说道：“孩子，就让妈陪你这一次。”我这才意识到，我考上台大，对母亲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当她和我一起走进台大校门，走在那著名的椰林大道时，她的心中是何等骄傲啊！
在那个时刻，她心中是否也想念着父亲，觉得把小儿子送进了大学，足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大一新生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兴奋。
也许是建中的自由风气原本就接近大学吧，我继续高中时期就习惯的课外生活，受邀代表台大参加校际辩论比赛，在新生杯合唱比赛担任指挥，向大学新闻社投稿，偶尔参加男女生一起的郊游和舞会。
整个新生时期最快乐的一段，是土木系和中文系合组了一个合唱团，参加台大为新生举办的第一届合唱比赛。我义不容辞，担负起组团、选曲、练唱和指挥的责任。我铆足了劲，使尽浑身解数，把这支合唱队伍带得有声有色。每次站上指挥台，我就仿佛变了一个人，幽默风趣，热情洋溢，活力十足。
我心里怀着极简单的意念：我能够领导着一群青年男女，快乐地唱着歌，人生是多么单纯而美好。十八岁的青春年华，是应该充满诗章与歌声的。
我在这一群男女同学中，很受大家喜爱。一位名叫张恕的中文系女生，忽然跑来对我说：“白崇亮，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朱丽文，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耶。她这次也做历史系合唱团的指挥，我介绍你们两个人认识好不好？”我顺口应了一声：“好啊！”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直到比赛前一天，我们在文学院教室排练，我才终于见到了刚好在隔壁教室练习的朱丽文。那天她穿着一身白衣，显得很有气质，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成绩顶尖的学生。我们简短交谈了几句，比赛在即，没有机会深谈。
往后四年，我和朱丽文也只在校园里碰过几次面，点过几次头。万万没想到的是，十年以后，她将成为影响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
在课业上，整个大一我最喜欢、也读得最好的是国文。学校选《史记》当教材，我每每被司马迁笔下一个个豪情壮志的英雄人物所吸引，更不时被他对人性的掌握、运用文字的细腻程度，和替人物进行历史定位的气魄所折服。
我找了本《司马迁传》，在图书馆里从头读到尾，才发现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司马迁，与他人生早期的所有经历都相关。而其中最让我心动的，是他的父亲原本也是太史官，曾经陪同皇帝在往泰山祭天之前巡行天下。司马迁年方二十，就有机会随着父亲走遍全中国。这是何等心胸，何等见识！男儿志在四方，有为者当如是。
但那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连观光都没有开放。我哪里能想到，若干年后，我也有走遍世界各地的机会呢？
我这工学院的学生喜欢上国文课，而一本本动辄数百上千页的物理学、化学和微积分教科书，却慢慢成为我沉重的负担。台大工学院，毕竟不是闹着玩的。
暑假来临，土木系的同学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申请转系，我心里慌了起来。原来对大多数考上土木系的同学来说，这已经是落伍的科系。电机、机械和化工，才是流行。一向不干涉我学业的母亲，竟然也在这时向我表示，如果能成功转系去读电机，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我陷入天人交战，再一次不知如何抉择。转系申请日截止前两天，我坐在楼梯上，试图把混乱的思绪理清楚：“要转系，我的成绩不够到电机系，机械系还有可能。”“嗯，机械系听起来比土木系好多了。可是机械系到底念什么呢？”“机械专业我并不擅长，可是史怀哲博士在自传中不是说过，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点不擅长的事吗？”“转系以后，同学关系又要从头来过，值得吗？”……
我自问自答了好一阵，没有什么结论，几乎想用掷铜板来决定了。慢慢地，我的思考开始往一个方向发展：机械系排名到底比土木系高，从台大机械系毕业比从土木系毕业要有面子。史怀哲博士说得对，越不擅长的越要想办法克服。我这个人，感情太丰富了，将来要出人头地，必须学会应付冷酷的竞争，读机械系，正可以磨磨我的感性！
好了，就这么决定，转机械系吧。
我那天在楼梯上坐了许久，但是从头到尾，竟然完全没有问自己：我这个人，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兴趣、我的理想、我的人生愿景都在哪里？我是否明白上帝造我，所赐给我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部分是什么？
我好像紧紧抓住那个要出人头地的期待，把自己一生的价值，毫不犹豫地交在别人评价的眼光中。也许，曾经失去一切的人，就不敢再要求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出发，却已经成为没有自我的人。
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他不想成为的人。
我做出转系的决定，再度让自己的人生航向转向未知。
暴风雨已经在天边出现了。
大二开学，我走进机械系教室，没有几张熟识的脸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气氛。
机械系二年级功课繁重是有名的。什么静力学、动力学、热力学、机动学、电工学、流体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数学，七八科主修课程，一字排开倾泻而下。在我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之前，期中考试已然来临。
我一辈子没有经历过这么凄惨的考试，整个人像被淹没在山洪暴发后的大水之中。
考试成绩一天天出炉，我的心情也一再沉向谷底。热力学老师发卷子从最高分开始，我一直听不到自己的名字……已经过了及格边缘，往六十分以下坠落，还是没有发到我。直到最后一张考卷，才听到“白崇亮”！
机动学、电工学、流体力学，没有一科过的。我被挂科弄得晕头转向、背脊发凉，这才惊觉事情的严重性。在台大一学期的挂科学分超过三分之一，不能补考；如果超过二分之一，就要退学，被挡在校门外。
从期中考看来，我已经到了退学边缘。
退学？不可能吧！我辛辛苦苦，费了多大努力，背负多少期望才考上台大，要是这样退学，真是情何以堪，又如何向家人交代呢？
但是，我实在不大能适应机械系里面一些奇特的老师，也听不太懂他们在课堂上所教的东西。
一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来的老师，上课时眼光直视后方墙壁和我们说话，然后从黑板左上角开始，一路念念有词，导引数学公式到右下角，如此重复直到下课。还有一位日本庆应大学材料学博士，已有一把年纪，对学生要求极严格。我始终听不太懂那夹杂了英语和日语的浓重的混合口音，更不用说他教的内容了。
天哪！那些符号、算式、图形进了我的脑子怎么全无反应？我的细胞里似乎没有属于机械工程的化学反应。台大机械系这个响亮的名字，成为我的梦魇了。
从学生时代起，我因为总是成绩优异而建构起来的信心防线，开始崩溃。我不时想起被迫退学的恐怖和羞愧，更加无法专心念书。
我完全不敢、也不愿意告诉家人自己的处境。从父亲过世那一天起，我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决定、自己处理。我不习惯和别人商量自己的事，更不可以让家人为我操心。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的难关，不可能靠自己走得过去。我勉强打起精神，向同学借来笔记，没日没夜地苦读起来。我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更怕被同学看成班上垫底的人。我过去的光荣事迹没几个人知道，即使知道，那些纯属感性的事，在一个失败的机械系学生身上，仿佛也只是一种讽刺。
我慌乱而痛苦，只敢祈求先不要被退学。
不知从哪里来的念头，我突然决定去找教电工学的张斯敏教授。张老师那时刚从美国回来，温文尔雅，一派斯文，和其他机械系老师显得十分不同。我找到教授休息室，鼓足勇气对他说：“张教授，对不起，我的期中考试考得很不好。如果您这一科的学期成绩再不及格的话，我就要被退学了。我想跟老师商量一件事……”
张老师抬头问我：“什么事？”语气十分平和。我继续说道：“老师，我一定会尽全力准备期末考。但是，万一我还是没考过的话，可不可以这学期先向老师借一点分数，我下学期还您。”
张老师看了我一眼，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可以考虑。”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又拿出准备联考的功夫，背下所有电工学的原理、公式和习题解答。期末考那天，张老师在教室中来回踱步，亲自监考。他在我的座位旁停留了两次，观察我答题。铃声响起，我把卷子交上讲台，张老师对我笑了一笑，说：“你应该可以不必借分数了。”
那学期我的电工学成绩是六十一分，低空闪过，暂时不会被踢出校门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学习到：沟通，特别是真诚的沟通，竟然能够在绝境中，为自己找出意想不到的出路。
但是，警报暂时解除，危机却没有过去。我没有机械细胞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机械系的日子却还必须继续下去。到第二学期，情况没有多少好转，勉强通过了几门课，材料力学和机动学还是连补考的机会也没有，必须重修。
很多年以后，每当我负责重要任务，却是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时，常会梦到自己不会画机动图，时候到了还交不出作业的焦急。不时，也会想起材料力学考卷发下来，四个题目只看得懂两题，看懂的两题只做得出一题，而做得出的这一题，答案又算错了的窘境。
那一年我二十岁，正是男孩要成年的年纪，成绩不好给我的打击不只是表象。我自幼代表了家庭的希望，背负着出人头地的期许，而我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也从没有不努力，但在这弱冠之年，我的人生竟完全失去了方向，我对自己极度困惑。
我心中某个深远的角落，升起了一种渴望：我渴望有父亲的手来指引我，渴望他告诉我该怎么做，渴望我可以再次抱着他的身躯，感到无比安全。但是，父亲的面貌是那样模糊，我听不见他的声音。
谁有资格夺走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必须要死？
我依稀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父亲原本有希望被判三十年，但他不肯认罪，就以死刑定谳。
父亲为什么不留下生命？难道他不知道，有一天他的孩子会迫切需要他吗？
如果我选择念理工、读机械系是一项错误，那么，你选择死亡，是正确的吗？
我的胸中翻腾，没有任何人能给我答案，我只能独自徘徊，黯然神伤。
另一方面，我没有悲观的权利，我必须强忍哀恸，武装自己。我不能放弃，我得鼓足精神，处理那头正向我迎面扑来的“机械怪兽”。
在内外交困之下，其实我已接近崩溃边缘，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出现了许多忧郁的症状，连我自己也感到害怕。我觉得自己需要看医生，但在那个风气未开的年代，谁敢去看精神科医生呢？
生命中的另一盏灯，在这灰暗的时刻，默默地照射着我。
多年来，我维持着每个礼拜天去教会的习惯，即使在这最低沉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改变。在那些单纯的唱诗、敬拜、祷告、讲道和祝福中，我一次又一次累积着对待人生的信念。我就是相信，生命中存有超越考试成绩、超越呼朋引伴、超越成败得失，甚至超越短暂人生的永恒价值。
其实，上大学以后，我到教会的心情已经有些不同。我会主动去教儿童主日学，接触孩子们的心灵。我还担任了中学生团契的辅导，陪他们读书，带他们活动，还不时指挥他们的唱诗班合唱。即使前一晚还在混乱的情绪中挣扎，或者第二天就有让人胆战心惊的考试，我也不愿意错过见到他们的机会。
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撑着我，我进了教会，总会不知不觉表现出最阳光的面貌，付出我最大的热忱。有时我会怀疑，这样的我是真我吗？还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假我呢？
也有些时候，我忧郁极了，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神情都会吓一跳。我不允许自己那样忧郁，对着镜子勉强自己露出笑容。那么，哪一个是真我，哪一个又是假我呢？
多年后，我读到杜尼耶（PaulTounier）的《角色与真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那超越的真我，有一天会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般，让每个部分的“我”和谐演奏出生命的乐章。
一天晚上，我坐在房间里读《圣经》，回顾我的二十岁。在痛苦哀伤的心情中，我选择了“杰里迈亚哀歌”这一卷书。
其中一句话抓住了我：“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我在年少的时候受苦，这其实是好的。
我坐在那里默默想了很久，心情开始平复下来。
原来，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有意义，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