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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忍心

2022-04-24人生

一九五七年,我的父亲被“贬黜”到湖北南山一个名叫天宝的区去做区长,母亲随夫远迁,工作地也由县城调到天宝区政府所在的蔡家坝。

我和弟弟坐在一副庄稼人挑谷的箩筐里,由一位名叫凌受森的舅舅挑在扁担的两头,母亲、保姆,一前一后,带着我的小姐姐,徒步向着她们从未听说过的南山走去。随行的有一个令我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了的人,她就是我的第二个保姆。她姓周,叫周建仙,娘家在湖北竹溪县城东门街外面的东城角,丈夫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新中国成立后,在沙洋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把保姆叫嬷嬷,这是我们老家的称呼。我的嬷嬷身体并不好,她有严重的胃病,一疼起来,就用双手按着肚子呼天号地。

那一年,我刚开蒙,在天宝区的蔡家坝小学读一年级,每天被小姐姐领着上学,往返都要走一里多路,還要过一道双木桥。有一天,放了晚学,一进家门,我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我看见母亲像得了急病一样,趴倒在桌上,肩头剧烈地抽耸着,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水。嬷嬷怀里搂着我的弟弟,二人相对而哭。一回头看见我,她一把将我搂了过去,嘴里大叫一声“我的儿呀,往后你要受苦了哇”,接下去就哽咽起来。

小姐姐先我一步进屋,扑进母亲怀里,哇哇地哭。我立刻明白家里出了大祸。从喜欢听戏的嬷嬷那哽咽的念白声中,我才知道大祸出在父亲身上。

整个事件的过程,是嬷嬷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的。饥馑之年,父亲擅自开仓济民,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是右派中的右派,名叫“极右”。消息传给母亲的时候,他已经被捕入狱,接着又被押解到襄北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嬷嬷每次讲述这件事,她黄皮寡瘦的脸上都会珠泪滚滚,反复强调一句话:“我的儿,你要记着,你的爸爸是个清官,他是被奸人所害。”她的语气悲愤而又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发生这件事前不久,父亲还因我患了一场眼疾,和嬷嬷大吵一架,她的抗议方式是流着眼泪开始收拾行李,宣布马上离开我们。父亲遭难,反而使她坚定了陪着我们同生共死的决心。

嬷嬷懂的戏文,比我外婆还要多,母亲更不能与她相提并论。《搜孤救孤》《岳母刺字》《错斩崔宁》和《四郎探母》之类的京剧中,某个正面人物的重要唱段,她能记得一字不差。嬷嬷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她痛恨秦桧,拥护公孙杵臼,一心盼望会有海瑞和包拯那样的青天大人,有一天掀开轿门,出来为我的父亲平冤雪耻,将他官复原职,甚至再升三级。

现在细细地回想起来,我最初走上文学道路,虽然多少有一些别无他路可走的意思,但在文学兴趣方面,是与嬷嬷有关系的。嬷嬷是一个故事大王,无论是对民间传说,还是唱本戏剧,她都过目不忘、过耳能诵,尤其对那些故事里忠奸人物的情感表达,简直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些自然而然地滋养着我童年时代的文化生活。

父亲出事以后,我们家在当地的地位一落千丈。蔡家坝小学的同学中,常常有人公然喊我“小反革命”,他们搞不清右派和反革命的区别。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奋起搏斗,若是挨了别人的打,那就算白挨了;若是打了别人,就要遭到闻讯而来的老师的训斥。

经济上的困难更不用说,母亲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角,相当于父亲当年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这是我一生都不可能忘记的数字。吃饭的,一共有六人之多,迁进南山以后,我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纵然能将一把算盘打得行云流水,也没办法给自己多打出一分钱来。她努力减少开支,恨不得减少人口,但思来想去,自己的儿女一个也不能减,要减只能减嬷嬷。

有一天,她们又为给我购买学习用具的事发生争吵。母亲流着眼泪对嬷嬷说道:“周建仙,你走吧,我买不起好的作业本,也付不起你的保姆费,你走了,我们一家人会记得你的。”

“周建仙”这个非凡的名字,取自一位卜卦先生,有些神秘和古怪,就连她本人也不知有何寓意。一听这话,她的泪水立刻从双眼滚落。她也叫着母亲的名字说:“凌受凤,你不要趴在门缝里把人看扁了,我不能走。我不是舍不得你,而是舍不得我的儿。”

嬷嬷留了下来,她不再吵着闹着让母亲给我们买任何东西,需要什么,她买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口无虚言,她不仅提出不要每月十五块钱的保姆费,还要把她国民党军官丈夫劳动改造期满,转入新人队后每月寄给她的十五块钱,从邮局取回来,伙在母亲工资中一起使用,好把日子过得大方一些。母亲不同意,理由是不能欠她太多,也不能让别人怀疑自己在经济上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同单位一个姓宋的女人,那女人总想以自己的家庭成分和家里有男人的优势压倒我的母亲。

这个姓宋的女人实在没法打倒母亲,就背着母亲暗地里对嬷嬷说:“周大姐啊,你留在他们家里想当反属哇?”

嬷嬷回答道:“眼看着人家落了难,我怎能忍心不搭救?”

颇似京剧里一句老旦的韵白,然后水袖一甩,再进谗言的就有小人贼子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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