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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酒事

2022-04-24人生

我们家没有能喝酒的人,等我结婚,生了孩子,家里还是没有人能喝。这么说吧,在我们家,即使是大年三十,餐桌上也见不到酒。有一年除夕,我对父亲说:“我们也喝一点吧。”老父亲豪情勃发,说:“那就开一瓶。”我们真的喝上了。一瓶酒我们俩当然喝不完,喝不完那就放下。一眨眼,第二年的除夕又来了。我想起去年的那瓶酒还在呢,于是,我和父亲接着喝。我们这对父子在两个春节总共喝了多少酒呢?最终的答案还是贾梦玮提供给我的。他把那瓶残酒拿在手上晃晃,说:“起码还有六两。”别起码了,就六两吧。我愿意把这个无聊的故事演变成一道更加无聊的算术题:一瓶酒十两,两个人均分,喝了两次还剩下六两,问,一人一次喝几两?

虽然酒量不行,可我父亲喝酒的姿态很优雅。在端起酒盅的时候,他通常是使用大拇指和中指,這一来他的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就会呈现开放的姿态,绷得笔直,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一回在飞机上,我和昆剧武生柯军先生聊起了各自的父亲,我就把父亲端酒的姿态演示给柯军,当然是说笑话。这位昆曲名家没有笑,却点点头,说:“对的。”我说:“什么对的?”“拿酒的动作。”柯军说,“舞台上的兰花指最早并不属于女性,而是来自男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身份的男人参加宴会必须有模有样地端酒,否则就粗鲁了,就失礼了——兰花指就是这么来的。”也对,一滴酒的背后是一堆粮食,一堆粮食的背后是广袤的土地。酒是大地的二次方,端起一杯酒其实就是托起一片风调雨顺的大地。它需要仪式感,它需要敬畏心。把手指摆成兰花的姿态,是应该的。

父亲把他局促的酒量传给了我。因为不能喝,我对酒席上的枭雄极为羡慕,说崇拜也不为过。十七岁的那一年,我看到了罗曼·罗兰对克利斯朵夫的描述,他描述了克利斯朵夫在巴黎的一场酒会——年轻的约翰真是能喝啊,他“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了他的胃”。十七岁的年轻人喜欢上这句话,赶紧抄在一张纸上。这里头有他人生的期许——天才的豪横、淡定、硕壮、帅、不可一世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他的胃”。酒纳百杯,有容乃大。一个人的壮丽与浩瀚是可以喝出来的。六年之后,十七岁的少年二十四岁了。那是1988年的夏天,他去了趟山东。先去高密,看过了红高粱,然后,豪情万丈,点名要喝高粱酒。很不幸,他没能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他的胃”。热菜还没有上桌呢,他就冲出堂屋,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在了天井。他抱住围墙,可该死的围墙怎么也搂不过来。他的胳膊借不上力,这让他气急败坏,一桌子的人还等着他上热菜呢。第二天,他醒来了,就此知道了一件事:兄弟,你不行,不行啊。悲伤涌上他的心头,他的人生就此少了一条腿。

我喝酒真的不行。一次又一次的大醉让我产生了恐惧。这恐惧固然也来自酒,但更多来自酒席。我上不了席,真的上不了。中国的酒席到底是中国的酒席,它博大精深,你是不能自斟自饮的。自斟自饮?那成什么了。你必须等别人来“敬”,“敬”过了你才能喝;当然,你也要“敬”别人。如果彼此都不“敬”,那也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号令和统一的行动。“我”喝和不喝都不是问题,重点是,“我”必须为“他”和“他们”而喝。每个人都必须这样。这很好。可我难办了,如果酒席上有十个人,少说也得十八杯。只要有人约我,我一定先问一问:多少人?有一道算术题我必须先做一做:六个人以下,也就是五个客人,可以的。如果是八个人以上,那我就要掂量。有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两杯酒的事——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多出来的一两杯酒,对我来说,它们是左勾拳和右勾拳。咏春大师叶问说,武术(喝酒)很简单,一横一竖。打赢了(能喝)才有资格站着(坐着)说话;打输了(不能喝),躺下了。

我不想躺下。不想躺下那就只好耍酷:看到人数不对时,我就滴酒不沾。时间久了,我发现滴酒不沾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常识是,酒过三巡,喝酒的人大多会兴奋,这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要不喝酒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呢,糟糕了,我的情绪慢慢地就跟不上趟了。我在众人欢腾的时刻上过卫生间,照过镜子。我在镜子的深处,一点也不兴奋,连基本的喜悦都没有。这么说吧,我只是处于常态。但酒席上,常态就是异态,它另类,类似于阴险。我的“死样子”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他怎么就生气了呢?”“究竟为了什么?”“和谁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即使到了第二天,好心的朋友打来电话,我依然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其实我已经很配合了,该笑笑,该点头点头,该鼓掌鼓掌。可是,天地良心,不能因为我喝了八两矿泉水你就让我手舞足蹈,要知道,平白无故地亢奋两三个小时,太难了,体能跟不上啊。跑一场马拉松也不过两个多小时。

我对酒席的恐惧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地方,那就是说话。在酒席上,音量偏大,抢话,语言夸张,骂娘,这些我接受——和我的“现场直播”比较起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可我不太能够忍受“单曲循环”——同样一段话,他能重复十几遍,几十遍。我曾经遇到一个“可喜”的读者,就在酒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背诵了我作品里的一个段落,然后,用慷慨赴死的劲头玩命地夸。我虚荣啊,哪里还绷得住,就笑。在我返回房间的时候,这位仁兄跟了上来,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去我的房间“和毕老师说说话”。这个我必须答应,我还想听人家接着夸呢。虚荣必遭天谴,灾难就此降临。这位老兄一屁股坐在我的床边,接着背诵,接着夸。特别好。可我哪里能想到呢,他背诵的永远是同一个段落,说的赞词永远是同一番话。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结果可想而知,虚荣抛弃了我。我去了趟卫生间,给朋友发短信:“快来我房间,就说三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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