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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手中那根棍

2022-04-24人生

“嗒、嗒”,木棍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回荡在医院走廊,有些突兀。我搀着母亲的左臂,母亲右手拄着拐棍,慢步走向楼上化验室。一声,再一声,敲得我心上有些生疼。

这木棍材质是我从朋友那里淘到的深山六道木,褪了皮,直溜、光滑、坚硬;选一枝杈处,留段握柄,截断,磨光,正好给走路已然蹒跚的母亲当拐棍。她眉头一皱,不乐意了:“我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我随手撂在了门后墙角,任其搁置数年,积了厚厚的灰尘。

这次母亲头晕、腿疼,我将擦拭干净的拐棍遞给她。母亲叹口气,一手扶着门框,一手颤颤巍巍接过,第一次拄着上了去医院的车,边走边念叨:“到底还是拄上了呀!”一向要强的母亲,终因拄上那根拐棍,让她服了老。

印象中,母亲手中似乎倒是常握着一根棍。只不过,先前那根棍总是被母亲自如支配,“舞”在手上,支撑起我们全家虽贫穷却未倾倒的烟火日子。

早出晚归、进山摘酸枣的习惯,母亲坚持了几十个秋天。一来,可以泡酸枣醋;二来,酸枣核可卖钱贴补家用。山里归来,母亲肩上扛一口袋酸枣,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拄根木棍。这木棍很普通,应是随手从山里砍的或捡的,回来便扔在灶前,下次又拄回一根。

母亲说:“一进山,就弄根棍儿,打掉前面草窠的露水,不然湿了衣服。有时还可以‘打草惊蛇’,惊野鸡,惊野兔啥的。湿酸枣长得牢,可以用棍儿敲掉些酸枣叶,又好摘,又可敲落些‘蜇人’的刺毛虫。重要的是,出山时,天慢慢黑了,或赶上阴雨天,扛着酸枣不好走,这棍儿就顶大用了。”

听母亲一说,我打心眼儿里心疼母亲,佩服母亲,感恩母亲。有时,如果酸枣摘得不多,母亲手里、肩上可能会多几根棍。那种细长、顶端带个木钩的,用桶从井里打水时用;那种细长、不带钩的,用作打枣竿、打核桃竿、夹柿子竿;那种粗长、直溜的,用作铁锹把儿、镰刀把儿、锄头把儿;那种细而轻巧的,用来搭菜架,插篱笆,做蒸箅。母亲用这些源自大山的木制工具,经营着家里、地里的活计。

近年,回老家多,常拿起那些老木工具,帮年迈的父母做些活。拎起提水木钩,去井边“哗啦啦”打一桶井水;扛起长竿,去打枣、打杏、打核桃、夹柿子;拿起铁锨、锄头、镰刀下地干点什么,用着格外趁手。回来,将它们靠在墙角或挂在墙上,想到那些母亲从山里淘回的、已被磨得溜光水滑、被日子包了浆的木棍,她已再也不能拿在手上,不由黯然心伤。

每次干活儿,母亲都会嘱我穿上那双在家时穿过的布鞋。那是十几年前,我陪母亲在灶前闲聊时她起意为我做的。先聊到她打小没念过书,连名字都不会写,我便握着她的手,她握着烧火棍,一笔一画在地上教她写“李向荣”。再聊到我很怀念儿时的千层底,母亲便扔掉烧火棍,随手折了两根柴火棍,量过我脚底板长、宽,花一个月时间,一针一线为我做了那双布鞋。

住院观察一周,无大碍,便回了村,但那根六道木拐棍却成了近八十岁老母亲的手中之物,从不离身边。她坐在院里,还不时将拐棍挥在手中,轰轰鸡,扒拉下乱柴草,指点父亲和我做这做那。我让她写自己的名字,她用拐棍在地上划拉半天,憨憨一笑:“忘了!”日后,母亲再自己进山,出村,肯定是不可能了。她只能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拄着我;甚至,干脆拄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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