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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年，李坤泰16岁。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家住四川宜宾白花镇，家中兄妹8人，她排行第七。李父早逝，大哥大嫂成了当家人。李坤泰想外出读书，大哥大嫂不许，李坤泰就写了一篇文章——《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文中说：“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姊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
李坤泰的大姐夫郑佑之（1931年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宜宾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他偶然读到李坤泰的文章，很是赏识，便推荐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上。
1926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2月，李家老少正欢欢喜喜过大年，李坤泰在二姐李坤杰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她疾走两天两夜，抵达宜宾，后考上宜宾女中，改名李淑宁。后来在郑佑之的介绍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走出白花镇，李淑宁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且越走越远。
10月，李淑宁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213名女学员之一，这是中国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学员。李淑宁又改了个更有力的名字：李一超。
1927年，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9月，李一超走得更远，漂洋过海去苏联，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前往苏联的海轮上，李一超严重晕船，吐得天昏地暗。同行的40人中，有一个叫陈达邦的湖南小伙儿，对她百般照应，让她倍觉温暖。到达莫斯科之后，李一超和陈达邦的革命友谊上升为爱情，他们俩于1928年4月结婚。
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11月，组织上需要李一超回国。此时，李一超已有身孕，本可以要求生完孩子再回国，但革命者的使命，永远大于家事。李一超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启程。陈达邦百般不忍，意欲与妻子一同回国，李一超拒绝了，说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岂可沉湎于儿女私情？陈达邦只好作罢，叮嘱妻子，若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困难，就把孩子送到他堂兄陈岳云那儿。他送给李一超一枚金戒指和一只怀表，夫妻二人挥泪作别。这一别，夫妻俩竟再未相见。
2
1929年，红军相继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以此为中心，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
1月，在宜昌地下交通站工作的李一超即将临盆，还挺着大肚子，为搜集传递情报东奔西走，且结交的人个个神神秘秘。房东觉得她很可疑，就以地方风俗为由——在哪里怀的孩子，就应该在哪里生，把李一超赶了出去。
眼看还有几天就要过年，孩子也快要出生了。李一超想起丈夫陈达邦的话，想去找他的堂兄陈岳云。无依无靠的女人，此时太想得到亲人的照顾了。可是，宜昌地下交通站，是李一超一手建立起来的，如果她一走，万一组织上有事，联系不上她，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李一超不敢离开宜昌，甚至不敢离开租住的房子太远，就一直在附近寻找新的房子，但没有人愿意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把孩子生在自己家里，李一超一时找不到住所。
夜幕降临，北风呼号，李一超徘徊街头，瑟瑟发抖。李一超原租住房的隔壁，住着一对贫苦夫妻，男主人是个搬运工。他们平时与李一超来往不多，但李一超的笑容让他们感觉亲切。他们不忍心看李一超流落街头，便把她接到自己家里，隔出一角，现搭一张床，让她住了下来。
第二天，李一超的儿子提前来到人世。参加革命以来，李一超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让中国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是每一个革命者的理想，因此，她给儿子取名为宁儿。
但李一超注定不得安宁，还在月子里，收留她的这家男主人因赌博打架被抓了，女主人筹不齐罚款赎不出男人，整天唉声叹气。李一超不能坐视不管，便拿出陈达邦送给自己的金戒指，让女主人把男主人赎了出来。
然而，李一超的善举，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警方听说李一超卖金戒指赎人，起了疑心——这个神秘的外地女人，为什么会有金戒指？
李一超感觉不妙，抱着未满月的宁儿，匆匆去了上海。
此后的一年多，李一超一直在革命路上奔波，难得片刻安宁。
在上海，李一超遭遇过入室抢劫，劫匪把财物洗劫一空，还剥光了她和宁儿身上的衣服。母子俩紧紧搂在一起，以抵御冬夜的寒冷，好在，朋友得知消息后，及时送来衣服，才把他们救出窘境。
在南昌，因为叛徒出卖，300多名革命者血溅刑场。当军警从前门进来抓人时，李一超抱着宁儿，从后门逃离，因为情况紧急，她只来得及给儿子裹上毛毯。她一分钱都没有，只能卖掉陈达邦给她的懷表，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她必须尽快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机关报告，南昌出了叛徒，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在船上，李一超没钱买吃的，母子俩靠好心的乘客给点馒头分点粥，熬过了两天两夜的水路。
革命之路，步步凶险。只要李一超回宜宾老家，或者去找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就能过上富足快乐的日子。但对个人的富足快乐，革命者不屑一顾，从踏上这条路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坚定地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之路道阻且长，李一超无所畏惧，但她怕儿子陷入险境，也怕自己不能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因此，即将接受更艰巨的任务前，她把儿子送到汉口，托付给陈岳云。
骨肉离别之际，李一超带宁儿去拍了两张合影，一张寄给还在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照片背后写着宁儿的出生日期和时辰，一张寄给宜宾的二姐李坤杰，给家里报平安。
3
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国家大力宣扬革命英雄主义，讲述革命英雄故事的电影《赵一曼》应运而生。
赵一曼的故事感动了全中国人，这其中有一个叫陈掖贤的小伙子，他连看几遍电影，看到赵一曼受刑时，忍不住潸然泪下。
陈掖贤就是长大了的宁儿，他不知道，赵一曼就是他失踪多年的妈妈李一超。
电影摄制者也不知道，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又名李淑宁、李一超。那个时期的许多作家、记者写过赵一曼，但没有人知道她来东北抗日之前，有过怎样的经历。
革命年代，许许多多的英雄，不知出处。
1953年5月，李一超的二姐李坤杰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查找1930年左右在上海工作过的地下党员李一超。周总理将此信批转有关部门处理。
1955年1月2日，李坤杰写信给陈掖贤的姑妈陈琮英，告知：经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
得知自己的妈妈是英雄赵一曼，陈掖贤哭了。
陈掖贤一直过得很清贫，但他没去领国家发给烈士家属的抚恤金，只去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抄了一份妈妈临刑之前写给自己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
1982年，陈掖贤意外离世，临终时，他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几句话：“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许多年以后，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找到李一超的孙女陈红，表示忏悔。长相酷似李一超的陈红说：“對不起，我不能接受。你老了，要在良心上得到解脱，可我的国恨家仇怎么办？再说，贵国政府一向的态度，都使我不能接受你的忏悔。”
日本老兵想给陈红一些钱，陈红也没有要：“我爸爸连我奶奶的烈士抚恤金都没要，我怎么能要你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