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陶勇，一名眼科医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我领证了。大家猜是什么证？
是坐地铁可以坐黄座、去公园不用买票的那个证——残疾人证。
能领到这个证，我觉得我很幸运，也感到很知足。我是2020年1月朝阳医院暴力伤医事件中被砍伤的医生，能死里逃生，我认为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2020年1月20日，临近春节，我原以为那天和任何普通的一天都是一样的，但没有想到，一个“春节大礼包”正在向我靠近。
那天，我正一如既往地低头看病例，抬头做检查，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后脑勺“嗡”的一下，我的头受到特别沉重的暴击，我感觉像一个重物砸在我的头上。顿时整个脑袋昏沉沉的，我强忍着疼痛和眩晕，向门口跑去。
在跑的过程中，我回头一看，一把菜刀正在向我挥舞，于是我下意识地开始奔跑。
在一阵尖叫和嘈杂声中，我跑到楼梯的一个死角。当时我看见慌乱的人群中，一把菜刀正一刀一刀地砍向我。
关于那次事件，这就是我为数不多的记忆。
第二天，我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之后，我住进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
那两个星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冰冷的两个星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被利器砍伤的时候并不疼，真正疼的是之后的恢复期。
当时我的大脑因为水肿，疼痛难忍；而我的左手，就像持续握着一个冰柱子一样，冰冷刺骨，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胳膊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日日夜夜都在接受着“严刑拷打”。其实身体的疼痛，时间一长就变得耐受，我没有想到更残酷的事情紧随其后，当派出所警察找到我，告诉我凶手的名字时，我就蒙了：怎么会是他？
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又看了看自己被纱布包裹的左手，没找到答案。那是我第一次对从医的初心产生动摇。
那段时间我躺在病床上，身体的疼、心里的痛，一次次提醒我，也让我回忆起了小时候要当一名医生的初心。
我出生于1980年，妈妈在新华书店工作。小时候我特别爱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和小伙伴讨论，总是会问：“你要做书里的哪一个人物？”他们总是说要做郭靖、杨过这样的大侠，神功盖世。
可是我觉得，大侠受了伤，总是要找神医来救治，而神医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且一出手就能把他们治好。
那个时候我就有了神医梦，总是想自己将来要是当一名医生就好了，行医就是我行侠仗义、救死扶伤的江湖梦。
在这段江湖梦中，为了行侠仗义，我曾经为患者垫医药费，也曾为了救死扶伤，免费给患者做手术。
有一个患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眼睛患有先天性高度近视，视网膜脱离，在别的医生那里，他一年中经历了3次手术。他最终找到我的时候，眼底几乎没有办法治疗。他去找别的医生，却被告知他只能放弃，而且最终的结果是眼球萎缩。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起了那个神医梦，我想我要是能把他的眼睛治好，该有多好。
于是，看着那只几乎要失明的眼睛，我还是把他拉到手术台上，花了两个小时为他做手术。他萎缩的视网膜是怎样呢？打个比方，就像原本柔软的卫生纸被洒了一层胶水，最后胶水干了，卫生纸皱成团。要通过手术恢复视力，就像让这种卫生纸恢复柔软一样困难。但最终手术成功了，而且我还给他减免了不少费用。
但没有想到，视力恢复之后，他变成那个拿着菜刀向我砍来的人。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我的身体逐渐好转。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病房，看着自己的左手。“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句话始终盘旋在脑海里，像一句咒语，我根本没办法将它驱逐。
作为一名医生，我曾经劝过数以万计的病人，对他们说：“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一定要想开一点儿，乐观一点儿，因为未来还有无限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难，我们都要坚强地面对，要好好活着。”
这些话，最终我必须送还给自己。那个劝别人的人，也成了被别人劝的人。
一名拿手术刀的眼科医生，失去了拿手术刀的能力，这意味着过去20年我在手术台上付出的所有努力、洒下的所有汗水，都化为乌有。
接下来，我能在医疗行業做什么？我还能为患者提供帮助吗？我还能像原来那样去拯救患者吗？我还能用我这双残缺的手，去为家人遮风挡雨吗？我开始寻找人生的坐标和参照物。
在过去，一共有5双手成为我的坐标和参照物，这5双手把我从厄运的深渊中拽了出来。
第一双手，就是当天一位患者家属的手。在我被袭击的那天，这位患者家属——一位母亲，她不顾自己的安危，用自己的右手赤手空拳地迎向菜刀，帮我挡住了致命的一刀。
2020年5月13日，当我恢复了出诊，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伤势，而只是关心我，还把大家捐给她的6000元钱，捐给了比她更困难的盲童。当我看到她右手的伤疤时，我感到一阵刺痛，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因为这双手的主人在看到我的时候，眼里只有我，没有自己。
她告诉我，因为我在诊疗时想着帮她女儿减少治疗时间，这样她一周就可以少跑两次医院。她心里想：陶主任把我女儿当成他的孩子和家人，我就把他当成我的家人。她说：“陶医生，你保护我的孩子，我保护你。”
那天她走后，我就问自己，她赤手空拳帮我挡了一刀，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有什么理由继续消沉下去？所以这双手，我称之为“感恩”。
第二双手，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这个中年男人有一个儿子，名叫天赐，他说因为儿子是上天赐给他们全家最好的礼物。天赐是我诊治时间最长的孩子，父子俩见证了我从医学生走向医生的过程，我也见证了这段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
2005年，两岁的天赐因为恶性肿瘤——视网膜母细胞瘤，摘除了左眼。为了保住他的右眼，十多年来，天赐的爸爸日夜陪伴着孩子在北京进行治疗，白天他们在医院接受化疗，晚上他们睡在火车站和地下通道里。
农民出身的天赐爸爸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卖报纸、串糖葫芦、扛包等挣钱。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为来北京看病的老乡捐款。他们每天只花5角钱吃馒头，但可以捐出10元钱去帮助身无分文的老乡看病。
多年以来的坚持，带来的却仍然是残酷的结果，天赐右眼的眼部肿瘤还是无法控制，最终右眼也被摘除了。
天赐的爸爸跟我说，得知孩子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接受不了，大哭了一场。这位饱受命运打擊的平凡父亲，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开始为孩子的将来做计划。他拿着在我们看来形状完全相同的方块，涂上不同的颜色，来训练孩子的触觉和记忆力。
经过不懈的努力，天赐不仅拥有了惊人的触觉认知能力，还学会了盲文。
天赐爸爸也加入我们北京朝阳医院的守护光明志愿队，帮助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在他们候诊的时候送上温暖。一家人的生活，在天赐爸爸的努力下，走向了正轨。尽管孩子的命运不幸，但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却依旧选择善良，用双手托起了天赐的太阳。他就是天赐的光。
在这双长满老茧的手上，我看到了坚强的人性、与厄运抗争的努力。这双手，我称之为“坚强”。
第三双手，是一位阿婆的手。很遗憾的是，这双手的主人已经不在了。但她为自己缝制寿衣的画面，却永远在我的脑海中保存着。
有一年，我参加“中华健康快车”项目，去江西省乐安县为当地的贫困百姓免费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当时有一位王阿婆，她的状况非常糟糕。她驼背非常严重，眼睛的白内障也非常严重。她的眼睛非常小，眯眯缝，我们称之为“一线天”。她的肚子里还长了恶性肿瘤。她的时间不多了。
当时火车上的手术条件有限，因此我一开始拒绝为她做手术。
但王阿婆通过当地联络员告诉我，她想“回家”。我问联络员这是怎么回事，联络员告诉我，当地有一个风俗，那就是阿婆在去世前必须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寿衣，到了那边才能被她的家人认出来，她必须“回家”。
阿婆只有这个小小的愿望，我犹豫了很久，决定帮助她。当时阿婆在手术台上非常镇静，一动不动，半个小时后，手术成功了，最终阿婆的视力恢复了。一个星期之后，当地联络员告诉我，阿婆去世了，但阿婆在这个星期里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寿衣。
她把出嫁时母亲送她的木梳缝在左边的口袋里，把儿子和丈夫的照片缝在了右边的口袋里，把两个口袋的开口都用细细的针脚缝死，这样它们就不会掉出来。
阿婆让联络员告诉我，谢谢我给了她7天的光明，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阿婆说，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她在黑暗中特别孤独，所以她特别想念家人。
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在生与死的边缘记挂着的，是重见光明和与亲人团聚。
她对医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给了她7天的光明，这短暂的光明又反射回来，将我自己的内心照亮。在生命的最后7天里，阿婆用缝制寿衣的双手让我懂得：医生能带给患者的，不仅仅是解除病痛。
这双手，我称之为“希望”。
第四双手，其实是来自一个特殊群体的手。作为医生，20多年来我身边围绕着太多挣扎在生死、病痛、贫困等困境中的病患和家属，他们之中大多是彻底陷入黑暗的盲人，但恰恰是这些比我们承受了更多苦难、更多痛苦，却仍然积极面对生活、面对阳光的人，展现出远胜于我们的勇气和乐观。
他们，有的是能凭借记忆捏出橡皮泥作品的盲童，比如广西的微微。还有每周带领近200名盲人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进行马拉松长跑、参加过70多场马拉松比赛的盲人何亚军。
有掌握多种乐器、能够弹奏高难度钢琴曲的盲童城城，还有依靠音频顽强学习、考上西藏大学藏语系文学教育专业的藏族失明少年次仁，他的梦想是毕业之后去拉萨的特殊教育学校，教更多的盲童学习藏文。
有盲人化妆师肖佳，虽然她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通过在网络上教盲人女孩给自己化妆，她让她们有了自信，把更美的自己展现给大家。
还有更多的盲人，不但自立、自强，还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开办盲人生活训练营，免费帮助那些陷入黑暗和绝望的中途失明人士，教他们生活自理，勇敢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这双手，我称之为“乐观”。
第五双手，来自一次公益战略发布会上的握手。两年前，一位中年得子的父亲心急如焚地找到我，他7岁的儿子因不明原因眼内化脓，视力急剧下降，之后完全失明。孩子已经看不见视力表在哪里，更不知道视力表上的“E”开口朝哪儿。
通过我研发成熟的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我们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发现了真凶——酿脓链球菌，它是一种革兰氏染色阳性球菌。于是，我们通过向眼内注射针对性抗生素，及时挽救了他孩子的眼睛。孩子的视力不断地恢复，最后不到一个月，视力恢复到了1。5。在这次生病之前，他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才是1。2。
孩子的爸爸喜出望外，拿出数十万元，通过梦想基金会向我的老家江西省南城县建昌镇的两所贫困学校，捐赠了两间“梦想中心”教室。因为“梦想中心”教室的效果特别好，所以2020年，江西省教育厅决定大力推进这种模式，宣布未来4年内将在整个江西省建设1000所“梦想中心”教室。
可以想象，成千上万个孩子将从“梦想中心”教室走出来，会因此更快地找到通向未来世界的大门。这一切只是源于我治愈了一个7岁孩子的眼睛，这种巨大的成就感，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它也让我觉得：做医生是最值得的！
这双手，我称之为“善良”。
感恩、坚强、希望、乐观、善良，这5双手赋予了我这只残障的左手无比的勇气和力量，虽然因为手伤我无法再做精密的眼科手术，但我从未觉得人生会因此陷入黑暗。
当我从医生成为患者，又从患者回到医生的岗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懂得爱和希望是多么重要，也更加理解“医学是人学，医道有温度”这句话。
通过20年来的思考和沉淀，我将自己的医学知识体系和经历过的人生百态相融，形成了一整套自洽的逻辑。从医让我觉得很幸运，它远远不是治病救人这么简单，它还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是身心的平衡。
我愿意将这份善和爱传递下去，有朝一日，实现天下无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