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说：“你就是这块料，回去，你什么都不是。”
校长又说：“出身怕什么，我家庭成分也不好。留下来，好好练，会有前途的。”
他不知该说什么，索性低下头，心里打定了主意。
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他寄回与周总理的合影。姆妈脸上有荣光。弄堂里的小伙伴，都当他跳了龙门。舞蹈学校伙食好，常有外宾来参观，十次有八次是周总理陪同。学校男生少，女孩子众星捧月地围着他。老师也喜欢他，把他当未来的芭蕾舞王子培养。黑白相片里的王子，穿雪白的紧身裤，长身玉立，高高昂起头，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
可是他开心不起来。他想念姆妈做的黄鱼鲞，想念姐姐弟弟，想念弄堂里的小伙伴，想念坑坑洼洼的足球场。
那天他好好上着课，班主任把他叫出去，说北京来了老师，想看看他。老师说一口好听的京味普通话，请他举起手，抬抬脚，转个身，跳一跳。然后，老师满意地点点头，递给他一张准考证。
他这才晓得，是新成立的舞蹈学校来上海挑苗子。照着准考证上的地址，他稀里糊涂地去了。在此之前，他没跳过一天舞。前后考了四轮，最后一关是面试，评委席上坐着乌兰诺娃（苏联芭蕾舞演员）。从两千多个孩子里，最终选中十二个，其中就有他。他光荣而懵懂，像被打包的土特产一样，跟着老师到了北京。
开肩，压腿，从基本功练起。他谈不上多喜欢舞蹈，但规定的动作，总比别的孩子掌握得快一些。第二年，他就登台表演芭蕾舞剧《虞美人》，主演是陈爱莲，他在后面踩高跷。又过了一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访问香港，向舞蹈学校借调六名小演员，名单里有他。他开心极了。但最终公布的赴港人员里，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的男孩顶替了他。他被卡在政审这一关：他爹爹是上棉十七厂的门卫，新中国成立前拜过“老头子”，属于“历史问题不清楚”。
他心里有数了，自己不是王子的料。他就是工人家里的小囡，野球场才是他的王国。他去找校长，要求退学。校长拒绝了。一张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硬座票是十三元五角，家里每个月给他寄五元钱生活费。他攒了三个月，偷偷买了一张票，跑回上海。
等过完这个年，他就七十六了。如今他一个礼拜踢一次球，还是在从前的球场，和一帮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只是这几年，老兄弟减员得厉害。骨质疏松的，心脏搭桥的，有人消失了一阵子，再次看到名字已是在讣告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成了球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摔断过一次肋骨，没打石膏，敷了点中药，骨头自己长好了。他想，这是在提醒自己，不服老不行。以后踢球得悠着点，多传中，少过人，尽量待在自己的区域。
“给你讲个笑话。”他说。“讲个笑话”是他的口头禅。这辈子，他碰到的笑话比较多。
“你知道，当初我回到上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户口。”他哈哈大笑。人跑回来了，户口还在宣武区——如今多少人梦寐以求、花钱都买不到的北京户口。
没有本市户口，他就进不了厂，上不了班。眼看就要满十六岁，不能在家吃白饭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个上棉十九厂的领导欣赏他的球技，跑去跟舞蹈学校谈，最后付了两万元“培养费”，把他的户口迁回定海桥。在那个年代，两毛钱够买一斤大米，八毛钱能买一斤猪肉。等于用两万五千斤猪肉，把他换了回来。
他知恩，从此死心塌地留在十九棉，一边当钳工，一边在厂队踢球。八一队要他去，安徽省队要他去，空四军要他去，他都一口回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任性、忠心。”他猛吸一口烟，像总结自己的一生。
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理解校长那句“一事无成”的意思。并不是讲，离开了舞蹈学校，就做什么都不行，而是说，这种骄傲、不计后果的个性，是要吃苦头的。
许多人为他可惜，觉得他浪费了宝贵的天赋。他本该是足球明星或者芭蕾舞王子，到头来，却当了一辈子工人，直至退休。
甚至于，他为之坚守的工厂已經不在了——十九棉消失在改制的洪流中。工人足球那一页翻过去了。
可是，什么叫浪费？什么才是值得？球场上，他是横刀立马的中后卫；车间里，他是响当当的八级钳工。放下身段，踮起脚尖那一套，他学不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通人，在变革的年代里，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了平凡而有尊严的一生。
晚上，老兄弟来看他。他不喝茶，倒一杯清水，陪老兄弟抽香烟，看足球，聊些陈年旧事。老兄弟指着屏幕上的卡纳瓦罗，对他说：“喏，这个人老早踢球蛮像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