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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听力过人的女孩

2022-04-24人生

江梦南

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一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是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半岁时,她右耳失聪,左耳听力损失大于105分贝。

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内敛的性格,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一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对她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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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梦南出生在湖南一个叫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他们把诗意寄托在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梦南都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也从未张口说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但大部分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她木讷的表情。

江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带着她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确诊结果是“极重度神经性耳聋”。江梦南3岁前,夫妻俩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带着她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四处奔波求医需要花费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在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经营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开支,赵长军买了一台盒式的助听器给女儿。

那是一台有些过时的机器,300多元,主机和当时的寻呼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害怕女儿受不了,先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随后,他们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的声音还是没有反应。“几乎相当于一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梦南的母亲江文革说。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却又盼望在某一个瞬间,她突然被巨响吵醒。

这种事却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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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對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

“她能从我这里要钱,去小卖部买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赵长军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江梦南1岁4个月时,赵长军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无功而返。回到住处,他们沉默着打包行李,江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一不小心球滚落到她够不着的地方。

“啊啊。”

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以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两个人都从这一声喊叫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她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江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无法理解声音的内容。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让她得以融入有声世界。

从北京回到家后,赵长军夫妇更加坚信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说话。他们每天都抱着女儿,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摆放舌头。

一开始,江梦南只张口,没有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让她感受说话时的气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言语康复机构学习。她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除了老师,整间教室就她一个大人。但这没有妨碍她认真听讲,她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

江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发出每个音节、每个字时的口型,以及舌头的状态和摆放位置。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难事。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意志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江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便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她几乎每天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紧盯着播音员的嘴巴。她一天至少要看3档新闻节目。

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江梦南6岁前。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语言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水平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很多同龄孩子识的字更多。现在,她6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经历,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说中,像别人的故事。但她习得的技能永远刻进大脑,往后的日子里,她在面对命运不公的同时,也会得到命运的独特馈赠。

江梦南一家在清华大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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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小学开始,江梦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的口型来“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老师有时会背对着同学讲话。

大部分时候,她都是靠看板书,然后通过自学赶进度。她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在不经意间走在了前头。四年级暑假时,她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课程学完。通过学校测试后,她直接跳到了六年级。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江梦南也在适应集体生活。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后叫她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音乐课上,同学们一起唱歌,她只能跟着念歌词。

赵长军很早就预料到了女儿的烦恼,他总是对女儿说:“不要和别人比。每个人都有难题,都需要自己克服。”

父亲的话几乎成了她的生存法则。在未来的生活中,她碰到更多困难:听不到闹铃,不能独自接打电话,在机场、火车站听不到广播……生活每进入新阶段,新的难题也会随之出现。到清华大学读博士时,研究组七嘴八舌“头脑风暴”,大家讨论得越激烈,她就越跟不上节奏,但她总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医生曾告诉她,因为听力损失严重,她的平衡感会很差,她很难学会骑自行车。现在,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课,轻松自如。她不需要闹铃,而是全程握着手机睡觉,每天被手机的振动唤醒。有时,听不到也成了一种优势,“我不用担心睡觉时被人吵醒”。

在很多人眼里,江梦南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性格坚强的姑娘。她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hard(困难)模式”的环境里,时间长了,一切都变得寻常。但更多时候,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只是没有人看到。刚到郴州六中时,面对新老师,她要重新适应他们的口型,这让上课变得更难。她和舍友一样想家,有一天熄灯后,她躲在被窝里哭了,没有声响。

2010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了一本线,但她不满意自己的成绩,选择了复读。当年,在写高考作文时,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带着她到镇上,提着大包小包,在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疾,长途汽车发车早。她说自己哭着写下这段经历,一出考场就知道跑题了。成绩出来后,她的强势科目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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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长春离家3000公里远,她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

因为自己的经历,她本想選择医学专业,但马上又意识到医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口罩。她最终选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

有时候,大家真的会忘记她听力不好。她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健身,有时尚品位,甚至更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一种稀缺的感染力——对他人的真诚和善意。

江梦南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而感到自卑,她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小时候,父母常带她出门,让她多跟人沟通。“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在别人面前,父母从来没表现出自卑。

2018年,江梦南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之际,长春当地的一位医生看到她的故事后,托人把她带到了诊室,劝她植入人工耳蜗。“你已经走这么远了,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医生的这句话打动。

这年夏天,在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蜗后,她重获失去26年的听力。

因为在寂静里待得太久,一开始,她很不习惯这个有声的世界。即使把耳蜗的灵敏度调到很低的水平,她也无法承受外界的“吵闹”。普通的环境音,都会让她感到“视线都在震颤”。有时一个塑料瓶轻轻倒地,她都会被吓一大跳。逐渐适应后,她开始重新打量世界,“它原本就很吵,这就是它一直的样子”。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汽车鸣笛声、下课铃声、雷雨声……还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声。

现在,她喜欢听舒缓的钢琴曲。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骑着自行车,手机直接连接上耳蜗,不需要通过振动,电信号可直达大脑。那是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刻,“普通人很难有这种奇妙的体验”。

她虽然能说话,也掌握了每个字的发音方式,但她从来没真正听到过它们的发音。对她来说,如果闭上眼听一个人说话,就像在听一门完全没学过的语言。

植入耳蜗的那段时间,江梦南需要新的言语康复训练。父母每天都跟她打视频电话。他们先在笔记本上把当天要练习的内容写好,再挡住嘴,按顺序念出来,让女儿分辨。江梦南无法记起自己小时候父母教她说话的过程,如今在某些瞬间,她说似乎体会到了自己20多年前,坐在母亲怀里,对着镜子不断练习口型的感觉。

恢复听力后,江梦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沟通的习惯,几乎每天她都要跟他们发短信、微信。

有一次,赵长军没注意女儿连续发来的信息,紧接着,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接通,女儿显得有些着急,她想确认没有及时回复信息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赵长军告诉女儿只是手机没在身边,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后挂断电话,没人感到哪里异常。

但很快,赵长军激动地跑向妻子。20多年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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