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峰是我在小镇上的唯一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大概八九岁，住在我家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可以想象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他。
他们确实宠爱他。但是只有我知道谭峰偷东西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回避我，是因为他把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作过掩护。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那家人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嚷到谭峰家门口。谭峰嘴犟，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来为他作证。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涕零的眼神。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又在家里发现了那块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打招呼，说是冤枉了谭峰。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
假如不是因为那辆玩具火车，我不知道我和谭峰的同盟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谭峰有一个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老张的猪圈里没有猪，谭峰就掏空了柴草堆，把他偷来的所有东西放在里面。有搪瓷杯、苍蝇拍，铜丝、铁丝，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让我看他的宝库，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了那堆药瓶子，捧出了那辆红色的玩具火车，他说，你看。
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着一个司机。现在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能想象它对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我记得我的手像是被磁铁吸引的一块铁，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都被谭峰推开了。
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
卫生院成都女孩的。谭峰示意我不要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
我想象着谭峰从窗子里把那辆小火车偷出来的情景，心里充满了一种忌妒，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对谭峰的行为产生忌妒之心。但我还是装作冷静地问谭峰，火车能开吗?火车要是不能开，就没什么稀罕的。
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把火车放在地上，他用钥匙拧紧了发条，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
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一瞬间产生的，这个念头起初很模糊，当我看着谭峰用柴草把他的宝库盖好，当谭峰用一种忧虑的目光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我的这个念头渐渐地清晰起来。
你大概能猜到我做了什么。我跑到卫生院去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峰偷了他女儿的小火车。为了不让他认出我的脸，我还戴了个大口罩，匆匆把话说完就逃走了。
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后来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谭峰父亲手里的锤子也停止了单调的吵闹声。他们找不到谭峰。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作证。那天谭铁匠干巴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吱吱地冒出烈焰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响彻谭峰家人尖利疯狂的喊声，我后悔了，可是后悔来不及了。
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问，不准说谎，谭峰有没有拿那辆小火车?看着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就崩溃了，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号啕大哭了起来。
谭峰被铁匠抓回了家。他不否认他偷了那辆红色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的藏匿之处。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山崩地裂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一齐哭叫起来。
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惧，只见铁匠一下子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记得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绝望的一瞥，就像第二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
我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那声惨叫。我怀着恐惧和负罪之心掉头就疯狂跑掉了，不知怎么就跑到了五保户老张的猪圈里。我在柴草堆上坐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翻开了谭峰的宝库。让我惊讶的是那辆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我站在老张的猪圈里，突然意识到谭峰对我其实是有所戒备的，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后来听说谭峰昏过去了，铁匠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坐上拖拉机，把他送到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
没有了谭峰，整个八月，我都在想着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走出镇上唯一的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我兴奋地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然后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我在砖窑里找到了那辆红色小火车。
我立刻把小火车带回家藏在一个废弃的高压锅里。很快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把拧发条的钥匙，谭峰肯定是把它藏在身边了。
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那把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活，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门突然被踢开了，谭峰走进来，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
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我把挂锁钥匙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汇辱骂我，我看着他的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但是我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发现红色小火车不见了的。
那一天终于来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的模样显得失魂落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故作镇定地问，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告诫自己要冷静，然后假充好人地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我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迷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
我和谭峰就这样开始分道扬镳，讽刺的是，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
很快到了寒假，父亲从部队退役到了武汉，我们要搬走了。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着长途汽车。谭峰匆匆赶来。他的衣服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不开口。我转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我感觉到谭峰把什么东西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我伸开手掌一看，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钥匙湿漉漉的，不知道是他的手汗还是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