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日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50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吓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儿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鬟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儿，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儿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哪，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儿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
在无风的日子，云影停在操场上空，一动不动。那个肌肉发达的高班同学，在双杠上机械般悠着，影子像节拍器。我在单杠下，运足气准备引体向上。按规定，要连续做6个才及格。到第二个我已筋疲力尽，连蹬带踹，脑门刚够到铁杆。我似乎在竭尽全力爬上天空，偷看那舒卷自如的白云。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问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风，奋力挣扎才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