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从前见到您时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可以叫一声了，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做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
“我已经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虽然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权弊端，推进政治改革。我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救赎者，用的却是冷战思维。以先知的腔调说着过时的话语，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乏味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灾难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项就是承受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