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区团委书记，平时工作挺忙。一年前，我和丈夫离婚，独自带着上幼儿园的儿子生活。
这天傍晚，我接儿子放学，发现前面也有一对母子，似乎也是从幼儿园出来的。那个儿子嚷嚷着要吃冰激凌，还将母亲往旁边的小店里拉。母亲却不为所动，说：“天都已经这么凉快了，还吃什么冰激凌啊，要节省一点，还是回去吃饭吧。”
说着，母亲强行把眼泪汪汪的儿子拉走了。这时我发现，那个母亲就是区政府机关大楼里的保洁员阿珍。阿珍是负责走廊清扫的，我经常能在走廓里看到她，但阿珍却好像从不看人，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工作。第二天在走廊里看到阿珍，我说：“昨天你儿子想吃冰激凌干吗不给他买？三元钱，随便哪里一省就省下来了。”
阿珍还是没抬头，说：“三元钱是不算多，但我不能让孩子养成吃零食的习惯。我们农民工收入不高，开支却不少，要付房租，孩子上幼儿园还要赞助费，能省一点都是好的。”我知道了农民工生活的不易，很同情他们。
转眼到了年底，按照惯例，机关里都要发一些福利，但这些福利是要正式编制的人员才有的，农民工是无权享受的。于是，我就找到分管这档事的副区长，要求在发福利时将农民工也考虑进去，东西少点没关系，至少也体现一下对他们的关怀。那位副区长也是十分赞同，决定给每个农民工发一袋米和一桶油。
到了发福利的这天，我也去帮忙了，也看到了阿珍。原来阿珍的丈夫也在大楼里做保安，这样他们就能分到两袋米和两桶油。我对阿珍说：“东西虽然不多，但毕竟也能省下一些买米买油的钱，最好能给孩子买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不能苦了孩子。”
阿珍说：“我知道，谢谢，谢谢你。”她仍然低着头。在以后的日子里，阿珍仍旧像往常一样低着头默默地清扫着走廊，无论谁从她身边走过，她都不会抬起头来。我开始明白，这些农民工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我走不进阿珍的内心世界，阿珍的生活轨迹也不会因为那两袋米和两桶油而改变。
冬去春来，每年五月，区政府机关都要举办一个艺术节。今年和往年一样，这项任务又当仁不让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艺术节终于在五月四号这天开幕了，内容有文艺表演、游乐活动和有奖问答等，历时两天。第一天的文艺表演在顶楼的大会堂里举行。看得出各部门准备都很充分，表演的节目个个都很精彩。这时我突然注意到，有不少农民工也站在会堂的后面观看，他们都用一种羡慕的眼神盯着舞台上的表演，而且神情都很投入，看到精彩的地方，也会情不自禁地和在座的其他观众一起鼓掌叫好。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动，想让这些农民工也来参加单位的艺术节。我觉得艺术节既然旨在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那么就不应该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于是我立刻就对活动的安排作出了调整，将原定一天时间的游乐活动和有奖问答合并在半天内进行，多出的半天，临时安排了一项“达人才艺秀”活动，并声明凡是在大楼里工作的人，不论什么性质的员工都可以报名参加。
我认为，像这种“达人才艺秀”，农民工不一定有勇气报名，所以要开这个先河。他们也许不大可能有什么好的才艺，主要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个舞台也是平等地向他们开放的，他们也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农民工的报名竟然非常踊跃，以至于我不得不压缩编制内人员的名额。
第二天下午，“达人才艺秀”开场了，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农民工还真的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唱歌、弹琴、画画的居然都有，有的甚至还展现出了不错的水平。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夫妻组合，他们将表演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秀的是戏曲唱腔。当这对夫妇站在台边准备上场时，我发现，原来就是阿珍和她的丈夫。阿珍的花鼓戏唱得很标准，嗓音也好，尤其是她在回答“刘海”时的那声“哎”，清脆而又动情，简直能把人的魂都勾走。比赛结果，他们夫妇竟获得了才艺秀的第一名。
接下来就是颁奖了。虽然奖品不过是意思意思的，像阿珍那样得第一名的，也不过是一条价值二十多元的毛巾，但她却笑得非常灿烂，似乎比上次分到两袋米和两桶油还高兴。
第二天我来上班时，突然听到有人对我说：“书记早啊。”我扭头一看，惊奇地发现，和我打招呼的竟然是阿珍。从此，阿珍像是变了一个人，头不再总是低着了，还和经过身边的每一个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我这才明白，对待农民工，不但要物质关怀，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让他们知道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给他们一个平等的精神舞台。我想到了自己，因为工作忙，个性强，以为自己了不起，却忽略了丈夫的感受。这些都不是物质上能解决的，正如阿珍和她的丈夫不富裕，但却那么恩爱。通过这些，我感悟到很多，也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