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各诸侯国瞧不起的秦国，通过变法实现了“逆袭”。
秦的崛起始于变法，变法是被逼出来的。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有中立国，有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
当时秦君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不愿与他们平起平坐，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自然不让他参加“中国”的盟会。
面对歧视，秦人选择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文化落后。比如，变法之前，秦人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和兄弟妯娌住在一间屋里。这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起，秦国40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母后一起被杀，沉尸深渊。结果，魏武侯趁机夺回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
文化落后，是因为他们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核心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具体内容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
集权后的国君，手里有了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军功按人头计算，杀敌一人晋爵一级。面对这样的“虎狼之国”，六国之败，理所当然。
没有变法就没有秦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只是秦。魏的李悝，楚的吴起，都比商鞅早。为什么秦最后胜出？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在上古，文化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很奇怪：太少不行，太多也麻烦；越，吃亏在文化太少；鲁、宋、楚，吃亏在太多。鲁是周公之后，宋是殷商故国，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后，携带大量王室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原本“蛮夷之邦”的楚，一跃而成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秦则一片空白。
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是法家。法家没有地域性，谁肯出大价钱，就为谁出谋划策，所以有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
最适合法家的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比较异类。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儒家向往东周，墨家向往禹世，道家向往太古。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主张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儒家讲王道，墨家讲帝道，道家讲天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一拍即合。何况秦原本民风剽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吼唱。秦人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也就没有被软化，正好训练为杀人之用。甚至秦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君权。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没人挡得住。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