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隽宇到达南苏丹后吃的第一顿饭相当“凶险”。
“你见它面露凶光就知道来者不善啦。”一只瘦骨嶙峋的黄白猫一直在争抢他的食物。“我以左手掩护，右手进食，虽遇多次袭击，仍然力保不失。用这个姿势，我跟那只猫足足对峙了十多分钟。”
这里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急症室护士鲍隽宇成为无国界医生后的第一个任务所在地。2012年12月，鲍隽宇抵达南苏丹的延比奥，管理那里的儿科病房，搜集资料，并且为当地的医护人员提供基本培训。
悲伤的延比奥
与苏丹猫的对峙给鲍隽宇带来了一段奇怪的关系。两天后，他们化敌为友，“它是目前惟一会听我说广东话的生物”鲍隽宇在2012年12月19日的博客中写道。
接踵而来的，却是一个悲伤的延比奥。除了大负荷的工作量，就是接连发生的当地儿童死亡事件。
南苏丹经过长达22年的内战，在2011年7月9日独立。
延比奥是南苏丹西南部的城市，持续的战事，不断的内耗，造成南苏丹随处可见的贫困和饥饿，加上缺乏有系统的医疗制度，疾病和死亡是那里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当地产妇和儿童的死亡率都高居不下。
2012年平安夜，一位父亲抱着4岁的女儿再次来到医院。这个女孩之前几天被诊断为疟疾，在门诊处拿了几天的用药回家休息。不过她的情况并未好转，直至24日早上，女孩吐血，忽然开始抽筋。
没有固网电话，也没有救护车，家属只能自己想办法把病人带到医院。
女孩已经不省人事，口角还残留着呕吐物。医生用手直接为女孩输入氧气，同时设法抽取怀疑阻塞了女孩气道的呕吐物。但在这几间平房组成的医院里，只能提供5升的氧气。这里也没有抽取分泌物的装置，只能拿着针筒加上长长的喉管抽取。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鲍隽宇一次又一次地在女孩胸口用力按压，期望奇迹降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没法乐观——持续大脑缺氧，即使女孩活下来，也可能变成植物人。直到医生跟鲍隽宇说了句“LetGo”，拯救行动正式宣告失败。
女孩的爸爸站在鲍隽宇背后，目睹整个过程。爸爸向站在门外的哥哥看了一眼，他们用布包裹好女孩的遗体，抱了出去。没有嚎哭，也没有愤怒。哥哥坐上电单车，爸爸坐在哥哥后面，而被彩布包裹着的女孩遗体就那样安静而平稳地打横放在电单车尾部，离开了。
鲍隽宇知道，延比奥的孩子死亡率非常高，平均每100个小孩中，有超过11个小孩在5岁前死去。
在这里，对儿童生命威胁最大的分别是疟疾、营养不良和下呼吸道感染。这里的孩子患上疟疾跟患上感冒一样普遍。
缺乏昂贵的医疗设备，没有X光机，没有呼吸机，连氧气机也不足，有时候无国界医生也只能有心无力。
“上个月有一个小孩被一粒花生阻塞了部分气道，在香港的话，只要做一次内窥镜就可以把它取出，但是内窥镜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在这里找遍整个国家都没有，最后那个小孩因此而离世。”鲍隽宇说。
入乡须随俗
鲍隽宇所在的延比奥眼下还算平静，当地人对无国界医生也相当友善。每当人们得知鲍隽宇来自中国香港，大多会问他是否喜欢李小龙或成龙；第二个问题，必定是问他是否懂得功夫。
在当地同事眼中，20几岁还未娶妻的鲍隽宇有些可怜。这里的人普遍早婚，20出头都已经成家立室，甚至是几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了。当地人纷纷要介绍女孩子给他，鼓励他留在这里组建家庭，因为在这里娶几个老婆都可以。“可惜在这里要娶妻也不容易，有时候要买十多头牛做嫁妆，这些我负担不起啊。”鲍隽宇说。
在南苏丹外围地区，迄今仍有零星冲突持续，在鲍隽宇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就有消息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遭到袭击，有人员丧生。
在鲍隽宇已经度过的4个多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往返于基地和医院，只有假日会到市场买东西。基地、医院、市场，是他日常活动的全部地方。
为了保障自身和团队的安全，无国界医生出入基地会携带无线电对讲机，运用简单的暗号沟通。天黑以后，安全守则相对严格，只能前往医院和几间比较安全的餐厅，无论到何处都要有队友陪同，不能单独行事。
鲍隽宇和同事面临的挑战，除了条件艰苦和长时间的工作以外，当地的战乱、文化偏见往往也会带来危险和压力。
妇产科医生安娜2011年远赴塞拉利昂，首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任务。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她刚刚结束在索马里兰的项目，正在准备向下一个项目所在地出发：巴基斯坦。
在索马里兰的第二大城市布尔奥的医院里，因为长期缺乏足够的医疗资源和继续教育，所有员工的临床知识水平相对落后，对某些疾病的处理仅仅停留在多年前的经验之上，并不完全遵循标准的治疗原则。
与安娜共事的三名医生中，两名年纪较大，有多年的妇产科从业经验，如何在既不伤害他们的职业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时，尽可能帮助他们提升医疗知识水平，成了安娜面对的难题。“想想看，在他们眼里，我是个30岁出头、长着娃娃脸、跟他们的女儿岁数差不多的小医生，而且还是初来乍到。”
在塞拉利昂的项目中，每次因为种种原因要做子宫切除的时候，安娜都要提前问问麻醉科护士，这个妈妈有几个孩子。“要是只有一两个，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留住子宫。”
“因为在塞拉利昂的文化里，做女性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能生育孩子，而且愈多愈好，如果一个姑娘知道自己没有了子宫，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生育，她们会被整个社群抛弃，这可能让她们宁愿选择死亡。”安娜说。
在战争和灾难发生之地工作
自1971年成立以来，无国界医生一直致力为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病疫的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援助，也为一些医疗设施不足的地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目前无国界医生在全球超过60个国家工作，这些地方大多是战争和灾难发生地。
过去30年，无国界医生一直在为南苏丹提供中立的医疗援助，但这并未使其医疗设施免遭抢掠和焚烧。
2012年12月，在南苏丹琼莱州，部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再度爆发，数以千计的家庭被迫逃进丛林。无国界医生的两所医疗设施也成为袭击目标，不得不暂停皮博尔州的多个医疗项目。暴力冲突期间，两处医疗设施遭到抢掠和破坏，尼科格莱村落一间诊所在12月27日受袭；4天后，皮博尔市的一所小型医院也被袭击。
无国界医生总干事卡磊明说：“近年在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冲突各有背景和特点，但也有一些共通点。例如，在叙利亚和巴林，医院和医疗人员经常成为袭击目标。”“而我们介入的方式，也返回我们在1990年代广为人知的模式——‘地下救援’。目前在叙利亚，由于无法获得官方批准，我们需要在私人房屋、洞穴甚至养鸡场开设医疗设施。”
以地下形式提供医疗护理极具挑战。无国界医生的医疗所需设立符合卫生和结构标准的医疗设施；地点要接近前线，让病人能够到达；同时又要安全，让医疗队伍能好好地工作。而在一场不断演变的冲突中，要找寻适当地点和时机十分困难。
在局势不稳和武装冲突的地区，坚持中立原则也并非易事。
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介绍，为正常开展医疗救援，项目负责人需要同包括政府部门、部落领袖、不同武装派别等在内的各个方面打交道，以便获得当地社群的接纳。
“即使在困难重重的叙利亚，无国界医生至今未放弃寻求在战线两端提供人道救援，虽然目前只能在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开设医院，但医院依然不偏不倚地提供医疗服务，服务对象不分平民、政府军还是反对派士兵。”
鲍隽宇在参加无国界医生之前，是香港一家医院急症室的护士。出生在小康之家，是家中独子。安娜是来自北京的妇产科医生，已婚并且有一个学龄前的孩子。“参加无国界医生之前，我的生活很安静，每天早晨冲一杯咖啡，家和单位两点一线，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过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参与无国界医生并不能仅靠一腔热血。
需要拥有两年或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除与外科相关的专业会被派去执行较为短期的救援工作外，其他专业的救援任务一般为期12个月；若申请人有志长期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工作，并视之为终生职业的话，将会获优先考虑。
无国界医生绝大部分的救援项目都在发展中国家，因此也需要有在这些国家的工作、生活经验。
除此以外，还必须能说流利英语或法语。假如会说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阿拉伯语的话，将有更多机会获得分派工作。
无国界医生在不同的环境下工作，包括发生冲突的地区。所以，救援人员得愿意在高危的环境中工作，能够准备好应付困难和难以预计的情况，以及能够适应当地文化、生活环境、安全守则和团队的互动。
对于救援人员来说，这些都是艰巨的挑战，也是能否通过无国界医生申请的审核标准。
据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有160人，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有2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