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一些有趣的爱好反而体现了真性情。
大师在学术上造诣深厚，令人高山仰止，生活中的爱好，却令人忍俊不禁。大师有着各自的真性情，反而正是这个嗜好，让他们在备受尊敬的同时，多了一份可爱。
在国人的种种娱乐中，最普及、最受欢迎的首推麻将了。麻将是国人自创的休闲游戏，似乎是清朝晚期才流行起来的。到20年代初，民国山河一片“麻”，沉迷于麻将者不计其数，就连民国大师们，也抵挡不住麻将带来的娱乐魅力，个个玩起来乐此不疲。
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被友人称为“麻仙”，他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可见，麻将对其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而坊间也有其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
张恨水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多半都是搓麻将高手。每天晚上，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在张家门口排队等候，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悉数交之。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但梁身边好友徐志摩等人个个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起来很是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坐在旁边观战。旁人不解，他解释道：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不如不打。
老舍是最深受玩麻将其害的一位。他年轻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屡战屡败，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乐此不疲，常常至深更半夜。时间一长，老舍渐渐消瘦，咳痰中带血，终于体力不支，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从此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成为一代文豪。
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来形容梅贻琦，寡言、慎言的梅贻琦，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麻将联系在一起。
梅贻琦在其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有一次。
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务之余，打麻将可以说是他重要的娱乐项目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贻琦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民国时期，千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胡适对麻将原本不屑一顾，即使三缺一十万紧急，想拉他亦难如赶鸭子上架，但其夫人江冬秀嗜牌如命，胡适终究抵挡不住夫人的苦苦纠缠，也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
就这样，胡适也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谐趣地说，从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的国戏自然就是麻将。
有趣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夫人江冬秀困居纽约，生活拮据。幸好胡夫人打麻将的功夫十分了得，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赢，麻将收入竟成了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相对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