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号召大家为灾区捐款，同事老陈捐了200元，工作人员便按照规定将他的名字和捐款数额记录了下来。老陈问：“你们记这个干吗，是不是还要公布啊？”对方回答道：“是。”老陈于是说：“那就请再退给我100元吧，我只能捐100元了。”工作人员不解地说：“公布出来是为了让您觉得光彩啊！您怎么反倒要少捐呢？”老陈说：“越是公布我就越得少捐啊！你看，我们主任才捐了100元，我捐200元，这不是不懂事吗？我拿那多捐的100元买主任的冷脸子、白眼子，多不划算啊！”
我认识一位学者，他抛出过这样一种著名论调：“我比谁都想捐款！但是，在我没有搞清楚两个问题之前，我不能贸然捐款。第一个问题是：谁能保证我的善款在送达受捐人之前不会被‘抽条’？第二个问题是：谁能保证接受者真的配用我的善款？在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让我满意的答复之前，我要求保留不捐款的权利。”
有一个公众人物，突然宣布将自己的几千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人们在惊讶之余，也发出了各种声音。最能代表大众倾向的一种声音便是：“这家伙一定做了亏心事，他的钱肯定不是正路上来的！他捐出这些钱绝对是在赎罪，在作秀，在哗众取宠！”
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少捐款或不捐款，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慷慨解囊者百般猜疑百般奚落。然而，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掏出了钱。
广州有一家企业，设立了“大学生助学金”。这个企业是慷慨的，每年拿出100万元资助那些寒门学子。但是，这种资助是有条件的，每一个受助者都要与企业签订《道义契约》，承诺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返还助学金，强令今日的“受助者”成为明日的“助困者”。结果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批受助学生毕业后半个月，就有21人向企业返还了16450元。
我将这个案例讲给几个朋友听，他们听后激烈地争论了起来。
一方说：行善就是要有条件。无条件的行善很可能是养懒与纵恶。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串冷酷无情的受助人名单，他们连给资助人写一封感谢信都懒得去做，伤透了行善者的心。所以，当感恩没有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用“契约”来约束行为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另一方却说：行善却要讲条件，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受助者所得到的金钱是有数的，受助者所返还的金钱也必定是有数的，但是，慈善精神是难以量化的。当受助者被责令返还了一定数额的金钱，他一定会觉得他和资助方彻底两清了，他会以为他再也不欠别人什么了。请问，我们还怎能期待他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去虔诚地传递爱与善？
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却相差7300多倍。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理由阻止上述争论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将悲哀地看到这个庞大的数字变得更加庞大。
有个同事，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面的摄影版。
那是一组照片。拍摄的是北京一个叫亮子的人为赣州贫困地区捐了一件从没有穿过的漂亮毛衣，这件毛衣被打了包，装上火车，运到了赣州，分到了一个姓赖的乡村教师手中，赖老师穿上它走进了课堂，带劲地给学生们讲起了抛物线。
同事说：“不知你怎么看这件事，反正我觉得这组照片不咋样。你想，这千里追踪爱心毛衣，成本得有多高啊！还不如把那高额成本拿出来，献一份爱心给赣州人民呢！”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我十分喜爱这组照片。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收藏这张报纸。这组照片，首先是让亮子感到了巨大的幸福，他知晓了自己捐出的毛衣穿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那来自乡村课堂上的温暖会让他倍感欣慰；其次，这组照片让赖老师感到了巨大的幸福，领受他人的爱心，并且让学生们知道这件漂亮毛衣不寻常的来历，这会让赖老师的心在感动中蕴蓄起无限的力量；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组照片，把千万件捐赠物品所走过的爱的历程记录了给人看，让每一个捐赠者和每一个受赠者都在这里面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也让那些还不曾行动起来的人找到了行动的理由。所以，我以为，这组照片所产生的效益，远远超过了它的成本……”
关于行善，特蕾莎修女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到底，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