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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殡葬师眼中的世界

2022-04-24热读

这是让姜笑深受震撼的一个葬礼:去世的父亲叫阿郎,在台湾一个街口有个豆花摊。葬礼头一天,儿子开始磨豆子、做豆花,忙活一宿。告别仪式上,亲朋听子女讲他们对父亲的印象,父亲做的豆花是什么样,眼含热泪吃着豆花,品味着老人的淳朴一生。

姜笑,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办公室主任,遗体火化师、殡葬礼仪师。如今,他已是全国民政行业技术能手、殡葬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裁判。

父亲为他起名为“笑”,他却从事着和“哭”有关的工作。如何正视生死、表达悲痛、传承自我,是一个让他思索了近14年的问题。

“殡葬要做的是亲情和感动。这么生硬,完了!”

1998年3月的一天,在荒凉的郊外,天空阴沉。19岁的姜笑刚从民政中专毕业,坐着一辆面包车驶入大兴殡仪馆。

馆里只有一幢老旧的楼,透着荒凉落寞。空荡荡的广场上,挂着横幅“破除封建迷信,革除丧葬陋习”。

姜笑对“丧葬陋习”的理解,来自于北京市曲剧团改编过的《茶馆》。剧中,三位老人在诉说了各自悲凉的一生后,决定把纸钱撒起来祭奠一下自己。唱词无比华丽:“佛字的棺罩绣金线,油红的大杠杉木棺。摔盆举哀把酒奠,四十八抬杠上了肩……”

当时,更通行的公祭做法来自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里面写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

这句话落实到殡仪馆里的追悼会,变成了“三个一”,即“鞠个躬、转个圈,握个手”,前后不过十多分钟。

1998年的大兴殡仪馆,同样如此简便。

追悼会开始时,由业务组职工拎着录音机去厅里放放哀乐,宣布一下“开始”“结束”,就完了。

因为长期得不到理解和关注,自卑保守的殡葬职工们,没有人主动接待家属、引导路线。他们不与人握手,不说再见,甚至不看电视也不打牌,如集体自闭一般被遗忘在角落。

姜笑惊讶地发现,在殡仪馆,还有一项特别的奖励被称为“忍辱负重奖”。他曾因误会挨了一巴掌,问题解决后被奖励500块钱,以表彰他“积极解决服务争议”。

“你知道最开始,殡葬工们都是怎样的姿势吗?”2012年6月15日,姜笑在办公室里向记者模仿:第一种,蹲着;第二种,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或者就是叉着双手,事不关己的样子。

2001年,在姜笑的建议下,大兴殡仪馆成立了引导家属办手续、主持追悼会的礼仪组。之后,靠着自幼学习相声打下的基本功,以及待人接物时的和气耐心,姜笑成为礼仪组组长。组长对殡葬工的第一个要求便是,“永远给我站起来,走出那个阴暗的角落。”

他还特意对组员说,如果遇上小孩子为父母挑选骨灰盒,你们一定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姜笑觉得,殡仪馆不应该那么面目可憎。如今的横幅,已然换成了“以人为本、以德为魂,善事逝者,慰籍亲人”。

但还有一些没能改过来的,比如,“禁止大声喧哗”。姜笑更喜欢用“请您静心止语”——他在一处景点看到这句话后,暗暗记在心里。

再如,清明节常见的一句标语是,“天干物燥,为保证灵地消防安全,禁止烧纸。”

“我们能不能说,古时祭拜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焚祭’还有‘破祭’,今年为了消防安全,我们把纸集中放在一起撕碎,之后打浆以利于环保呢?”说起这些,姜笑忍不住激动起来,双手扣响桌子,“殡葬要做的是亲情和感动。这么生硬,完了!”

2011年,姜笑自费去了一趟台湾,特地跟着曾推动台湾太平间服务改革的冯佳莉老师参观学习。此行让他大受震动。

不同于大陆的阴森惨白,台湾一些医院太平间,有的进门处布置了绿竹庭院,如世外桃源一般;有的冰柜上是鲜黄色向日葵在绿地蓝天下绽放的图画。太平间里的工作人员,走路慢慢的、说话轻轻的,见人主动点头致意,闲时到病房区去做义工,搞公益服务,为病患家属解答疑问,为丧家争取理赔或社会救助……

一位台湾殡葬界人士的话让他深以为然,“最怕一个没感情的人,用没感情的方式,去做最需要感情的殡葬。”

渐渐地,姜笑有了自己的设想:“殡葬套餐”为什么不能改成“殡葬套装”?

拿一个大斗把骨灰洒海,为什么不能设计一个水溶性的蚌壳,载着骨灰放入海里?再比如,像建设开心网一样建设网上公墓,逝去的父母住在天堂苑几区几号,孩子可以帮母亲换换壁纸,或是帮父亲的小菜园种两棵菜;到节日了,社区举办“竞走大赛”,孩子们哒哒地点鼠标,父母们拿奖杯……

当然,他没有把握,这些想法是否能在将来实现。

“请放慢送行的脚步”

随着时间推移,在极简的“三个一”之外,大兴殡仪馆追悼会的环节慢慢增加,默哀、诵读祭文、追述逝者生平、亲属讲话等环节被固定下来。人们缅怀亲人的方式,“看上去很美”。

然而,殡仪馆准备的悼词就那么几套,翻来覆去套上人名就能用。比如,如果逝者是个老太太,悼词里准有一句,“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长大”。结果有一次,家属来找姜笑了,死的人是自己的继母,不存在“含辛茹苦”。

但很少有家属有这个意识,提前与姜笑聊聊,逝者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与人生,怎样为他们送行,才更能显示对他们的尊敬与缅怀他们自己或许也不曾认真总结。

而那些蕴涵着独特心思与深厚情感的“送行”仪式,却始终被姜笑记在心里。

一位电台播音员,特地将家乡民歌、革命歌曲、《夕阳红》等背景音乐串起,郑重地在父亲面前朗诵他亲自撰写的父亲生平,每当一曲不同的背景音乐响起,父亲的生命就进入了崭新的一节。

一位外来打工者不幸去世,他贫苦的工友们不叫灵车,买了一副最便宜的纸棺材,从三里地外轮流抬到殡仪馆来,用这种方式,“送兄弟一程”。

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猛然听见告别厅里放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呀,这是要跟阎王爷开战啊?!一个电话过去,他才明白,逝者是一位抗日老兵,家属特地选择了这个音乐。

然而,姜笑发现,随着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属却不知道在亲人去世后应该怎么办。擦身、换衣、折纸,这些在传统习俗中由家属亲力亲为的做法,现在大多由人代劳。

守灵,是又一个被现代城市人渐渐抛弃的传统丧礼之一。亲人们本可以聚在一起,哭着笑着,谈论往事,寄托哀思,却基本没有亲属向殡仪馆提出这个要求。

不再守灵了,在国家法定的1天—3天丧假里,家属能与逝者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即便是在遗体即将火化的最后时刻,家属不是静心哀悼,反而在忙些杂事,现场混乱不堪:“老大,那照片在哪儿呢?”“把那包给我。”“钱在哪儿呢?中午饭你订了没有?”“领导来了,快出去接一下。”“某某某的份子收不收?”

今年清明,姜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放慢送行的脚步》。

“孩子,今后再也不能欢聚一堂/请你多花点时间陪陪我/不必眼泪汪汪/再给我讲童年的趣事/说我是你学习的榜样/唱首儿时的歌谣/再听听那西皮二黄免去寒暄客套迎来送往/你只要静静地陪在我的身旁”

一个小时不到,一缕青烟,什么都没有了。留给生者的,不过是一堆发票、一个未被抚慰的念想罢了。

“殡葬的精髓是慎终追远”

一次大年初九,姜笑在殡仪馆里值夜班。晚5时,他打开殡仪馆大门。月亮高悬,冷风呼呼地吹,院里墙边新停了一辆平板车,车上大花棉被下现出一个人形。车旁,一位老汉孤零零地蹲着,黑棉袄外披着军大衣,胳膊肘露出的棉花已经看不见白,手里夹根烟,忽明忽暗地闪着。

老汉提出,不留骨灰。姜笑细问后才知道,两位老人在宣武区租房捡破烂为生。前一天傍晚老伴离开人世,怕消息传到房东那里不好,老汉凌晨出发,像往常出门搜罗纸盒瓶子一样,将老伴儿放在平板车上,从宣武区一直走到大兴殡仪馆。

40里的路,走了整整3个小时。怕耽误工作人员休息,老汉从凌晨3时许起就等在馆外,就着棉被,最后一次挨着老伴儿和衣而眠。最后的时刻里,老汉喃喃重复着一句话:“你一个人,先走好吧,别急,慢点儿,等等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也就去追上你了!”老人家没有子女,不过,在姜笑看来,即便有孩子,亦未必能享有离别的安详。

一年盛夏,姜笑接到任务,去安顿一具已经去世8天、严重腐败的遗体。孤独的老人在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个照应的人,最后一刻,是老人用自己的双手将被子拉过眼际。老人在外工作的子女回到北京,后悔得在殡仪馆里以头抢地,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遗憾,子女们最后选了一个昂贵的八九千块的骨灰盒。

“当钱成为表达亲情的惟一手段时,真正的亲情或许已经不存了。”姜笑说。

然而,这种表达手段却似乎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如今,殡葬用品名目渐多、价格大涨,丧事亦挥金如土、大操大办。一个红木骨灰盒卖到上万元,还有纸房子、纸高尔夫球场、纸麻将等。

在姜笑看来,这些都是肤浅的表象。大兴殡仪馆的安息堂里,有800盒左右的骨灰几十年无人探望,子女早已失去联系。还有的遗体,亲人送来后就偷偷离开、杳无音信。

殡葬这个小世界,时刻映射着社会大舞台。最近几年,北京房价大涨,也直接影响了殡葬现场的事故“类型”,不菲的拆迁补偿款使得在遗体告别厅直接“火拼”的遗产纠纷越来越多。

曾有一次,逝世老人仪式还没结束,儿子着急地问:老人的房子,今天晚上该谁回去住啊?言外之意,要明确房产归属权。一来二去,姑奶奶火了:不孝子,没说不给你啊,你回去吧回去吧,这些东西都拿走!一气之下,姑奶奶便把花圈“啪”地点着了。

见的多了,姜笑只能摇头苦笑:“现在人浮躁,不但不内敛,反而越来越不要脸。”俗话说人死为大、入土为安,然而,现在人们似乎丧失了对死者的基本尊重,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

殡仪馆里的那些事儿,姜笑打算在今年年底出版一部文集,暂定名为《离死不远》。最近,他还在准备材料,想把中国的传统殡葬礼仪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关于殡葬礼仪和文化,姜笑觉得仍然有许多工作和文化要做。

“殡葬也是一种社会教化传承,它的精髓是‘慎终追远’,是对逝者的缅怀和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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