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姜笑深受震撼的一个葬礼：去世的父亲叫阿郎，在台湾一个街口有个豆花摊。葬礼头一天，儿子开始磨豆子、做豆花，忙活一宿。告别仪式上，亲朋听子女讲他们对父亲的印象，父亲做的豆花是什么样，眼含热泪吃着豆花，品味着老人的淳朴一生。
姜笑，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办公室主任，遗体火化师、殡葬礼仪师。如今，他已是全国民政行业技术能手、殡葬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裁判。
父亲为他起名为“笑”，他却从事着和“哭”有关的工作。如何正视生死、表达悲痛、传承自我，是一个让他思索了近14年的问题。
“殡葬要做的是亲情和感动。这么生硬，完了！”
1998年3月的一天，在荒凉的郊外，天空阴沉。19岁的姜笑刚从民政中专毕业，坐着一辆面包车驶入大兴殡仪馆。
馆里只有一幢老旧的楼，透着荒凉落寞。空荡荡的广场上，挂着横幅“破除封建迷信，革除丧葬陋习”。
姜笑对“丧葬陋习”的理解，来自于北京市曲剧团改编过的《茶馆》。剧中，三位老人在诉说了各自悲凉的一生后，决定把纸钱撒起来祭奠一下自己。唱词无比华丽：“佛字的棺罩绣金线，油红的大杠杉木棺。摔盆举哀把酒奠，四十八抬杠上了肩……”
当时，更通行的公祭做法来自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里面写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
这句话落实到殡仪馆里的追悼会，变成了“三个一”，即“鞠个躬、转个圈，握个手”，前后不过十多分钟。
1998年的大兴殡仪馆，同样如此简便。
追悼会开始时，由业务组职工拎着录音机去厅里放放哀乐，宣布一下“开始”“结束”，就完了。
因为长期得不到理解和关注，自卑保守的殡葬职工们，没有人主动接待家属、引导路线。他们不与人握手，不说再见，甚至不看电视也不打牌，如集体自闭一般被遗忘在角落。
姜笑惊讶地发现，在殡仪馆，还有一项特别的奖励被称为“忍辱负重奖”。他曾因误会挨了一巴掌，问题解决后被奖励500块钱，以表彰他“积极解决服务争议”。
“你知道最开始，殡葬工们都是怎样的姿势吗？”2012年6月15日，姜笑在办公室里向记者模仿：第一种，蹲着；第二种，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或者就是叉着双手，事不关己的样子。
2001年，在姜笑的建议下，大兴殡仪馆成立了引导家属办手续、主持追悼会的礼仪组。之后，靠着自幼学习相声打下的基本功，以及待人接物时的和气耐心，姜笑成为礼仪组组长。组长对殡葬工的第一个要求便是，“永远给我站起来，走出那个阴暗的角落。”
他还特意对组员说，如果遇上小孩子为父母挑选骨灰盒，你们一定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姜笑觉得，殡仪馆不应该那么面目可憎。如今的横幅，已然换成了“以人为本、以德为魂，善事逝者，慰籍亲人”。
但还有一些没能改过来的，比如，“禁止大声喧哗”。姜笑更喜欢用“请您静心止语”——他在一处景点看到这句话后，暗暗记在心里。
再如，清明节常见的一句标语是，“天干物燥，为保证灵地消防安全，禁止烧纸。”
“我们能不能说，古时祭拜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焚祭’还有‘破祭’，今年为了消防安全，我们把纸集中放在一起撕碎，之后打浆以利于环保呢？”说起这些，姜笑忍不住激动起来，双手扣响桌子，“殡葬要做的是亲情和感动。这么生硬，完了！”
2011年，姜笑自费去了一趟台湾，特地跟着曾推动台湾太平间服务改革的冯佳莉老师参观学习。此行让他大受震动。
不同于大陆的阴森惨白，台湾一些医院太平间，有的进门处布置了绿竹庭院，如世外桃源一般；有的冰柜上是鲜黄色向日葵在绿地蓝天下绽放的图画。太平间里的工作人员，走路慢慢的、说话轻轻的，见人主动点头致意，闲时到病房区去做义工，搞公益服务，为病患家属解答疑问，为丧家争取理赔或社会救助……
一位台湾殡葬界人士的话让他深以为然，“最怕一个没感情的人，用没感情的方式，去做最需要感情的殡葬。”
渐渐地，姜笑有了自己的设想：“殡葬套餐”为什么不能改成“殡葬套装”？
拿一个大斗把骨灰洒海，为什么不能设计一个水溶性的蚌壳，载着骨灰放入海里？再比如，像建设开心网一样建设网上公墓，逝去的父母住在天堂苑几区几号，孩子可以帮母亲换换壁纸，或是帮父亲的小菜园种两棵菜；到节日了，社区举办“竞走大赛”，孩子们哒哒地点鼠标，父母们拿奖杯……
当然，他没有把握，这些想法是否能在将来实现。
“请放慢送行的脚步”
随着时间推移，在极简的“三个一”之外，大兴殡仪馆追悼会的环节慢慢增加，默哀、诵读祭文、追述逝者生平、亲属讲话等环节被固定下来。人们缅怀亲人的方式，“看上去很美”。
然而，殡仪馆准备的悼词就那么几套，翻来覆去套上人名就能用。比如，如果逝者是个老太太，悼词里准有一句，“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长大”。结果有一次，家属来找姜笑了，死的人是自己的继母，不存在“含辛茹苦”。
但很少有家属有这个意识，提前与姜笑聊聊，逝者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与人生，怎样为他们送行，才更能显示对他们的尊敬与缅怀他们自己或许也不曾认真总结。
而那些蕴涵着独特心思与深厚情感的“送行”仪式，却始终被姜笑记在心里。
一位电台播音员，特地将家乡民歌、革命歌曲、《夕阳红》等背景音乐串起，郑重地在父亲面前朗诵他亲自撰写的父亲生平，每当一曲不同的背景音乐响起，父亲的生命就进入了崭新的一节。
一位外来打工者不幸去世，他贫苦的工友们不叫灵车，买了一副最便宜的纸棺材，从三里地外轮流抬到殡仪馆来，用这种方式，“送兄弟一程”。
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猛然听见告别厅里放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呀，这是要跟阎王爷开战啊？！一个电话过去，他才明白，逝者是一位抗日老兵，家属特地选择了这个音乐。
然而，姜笑发现，随着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属却不知道在亲人去世后应该怎么办。擦身、换衣、折纸，这些在传统习俗中由家属亲力亲为的做法，现在大多由人代劳。
守灵，是又一个被现代城市人渐渐抛弃的传统丧礼之一。亲人们本可以聚在一起，哭着笑着，谈论往事，寄托哀思，却基本没有亲属向殡仪馆提出这个要求。
不再守灵了，在国家法定的1天—3天丧假里，家属能与逝者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即便是在遗体即将火化的最后时刻，家属不是静心哀悼，反而在忙些杂事，现场混乱不堪：“老大，那照片在哪儿呢？”“把那包给我。”“钱在哪儿呢？中午饭你订了没有？”“领导来了，快出去接一下。”“某某某的份子收不收？”
今年清明，姜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放慢送行的脚步》。
“孩子，今后再也不能欢聚一堂/请你多花点时间陪陪我/不必眼泪汪汪/再给我讲童年的趣事/说我是你学习的榜样/唱首儿时的歌谣/再听听那西皮二黄免去寒暄客套迎来送往/你只要静静地陪在我的身旁”
一个小时不到，一缕青烟，什么都没有了。留给生者的，不过是一堆发票、一个未被抚慰的念想罢了。
“殡葬的精髓是慎终追远”
一次大年初九，姜笑在殡仪馆里值夜班。晚5时，他打开殡仪馆大门。月亮高悬，冷风呼呼地吹，院里墙边新停了一辆平板车，车上大花棉被下现出一个人形。车旁，一位老汉孤零零地蹲着，黑棉袄外披着军大衣，胳膊肘露出的棉花已经看不见白，手里夹根烟，忽明忽暗地闪着。
老汉提出，不留骨灰。姜笑细问后才知道，两位老人在宣武区租房捡破烂为生。前一天傍晚老伴离开人世，怕消息传到房东那里不好，老汉凌晨出发，像往常出门搜罗纸盒瓶子一样，将老伴儿放在平板车上，从宣武区一直走到大兴殡仪馆。
40里的路，走了整整3个小时。怕耽误工作人员休息，老汉从凌晨3时许起就等在馆外，就着棉被，最后一次挨着老伴儿和衣而眠。最后的时刻里，老汉喃喃重复着一句话：“你一个人，先走好吧，别急，慢点儿，等等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也就去追上你了！”老人家没有子女，不过，在姜笑看来，即便有孩子，亦未必能享有离别的安详。
一年盛夏，姜笑接到任务，去安顿一具已经去世8天、严重腐败的遗体。孤独的老人在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个照应的人，最后一刻，是老人用自己的双手将被子拉过眼际。老人在外工作的子女回到北京，后悔得在殡仪馆里以头抢地，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遗憾，子女们最后选了一个昂贵的八九千块的骨灰盒。
“当钱成为表达亲情的惟一手段时，真正的亲情或许已经不存了。”姜笑说。
然而，这种表达手段却似乎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如今，殡葬用品名目渐多、价格大涨，丧事亦挥金如土、大操大办。一个红木骨灰盒卖到上万元，还有纸房子、纸高尔夫球场、纸麻将等。
在姜笑看来，这些都是肤浅的表象。大兴殡仪馆的安息堂里，有800盒左右的骨灰几十年无人探望，子女早已失去联系。还有的遗体，亲人送来后就偷偷离开、杳无音信。
殡葬这个小世界，时刻映射着社会大舞台。最近几年，北京房价大涨，也直接影响了殡葬现场的事故“类型”，不菲的拆迁补偿款使得在遗体告别厅直接“火拼”的遗产纠纷越来越多。
曾有一次，逝世老人仪式还没结束，儿子着急地问：老人的房子，今天晚上该谁回去住啊？言外之意，要明确房产归属权。一来二去，姑奶奶火了：不孝子，没说不给你啊，你回去吧回去吧，这些东西都拿走！一气之下，姑奶奶便把花圈“啪”地点着了。
见的多了，姜笑只能摇头苦笑：“现在人浮躁，不但不内敛，反而越来越不要脸。”俗话说人死为大、入土为安，然而，现在人们似乎丧失了对死者的基本尊重，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
殡仪馆里的那些事儿，姜笑打算在今年年底出版一部文集，暂定名为《离死不远》。最近，他还在准备材料，想把中国的传统殡葬礼仪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关于殡葬礼仪和文化，姜笑觉得仍然有许多工作和文化要做。
“殡葬也是一种社会教化传承，它的精髓是‘慎终追远’，是对逝者的缅怀和对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