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大听课是为了考研。
偷听之初便为一年轻博导吸引。他所授之课几乎堂堂爆满，只是每次需在本校上完一二节课后才飞车十余里赶往北大上三四节课，一来二去倒也练就一身飞车神技。孰料一日飞雪，神技不得施。等赶至北大，连隔壁椅子均已搬空，又实不甘就此打道回府，遂硬着头皮推开门站在一个角落里打开笔记本，不一时便听得忘形。忽然博导一回头见我兀立于隅，不禁停住。霎时我忆起“偷者”身份，不禁面红过耳。正不知博导先生将如何发落，只得暗运真气以“厚脸皮”功护住心脉，博导却起身把放在椅子上的大衣、围巾搬至讲桌上，而后提着椅子径直走到我跟前，含笑颔首——“请坐。”我一时愣住竟未出一“谢”字，而他已翩然转身走回堆了厚厚衣物的讲桌后，继续讲课，我坐下，只觉椅子余热犹存。
此事过去很久，我已难忆起很多细节，却常有那声“请坐”在耳边响起，并从中感到温暖。以后听课日久，才知北大先生之谦逊平易如青菜萝卜俯拾皆中。有一位讲当代文学的老先生，观其书令人对其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有一次我听见他在课堂上说：“黄子平以前是北大的学生，我也教过他。但是现在他学问做得比我好，我要称他‘先生’……”我在台下仰视老先生满头白发，心有所悟。
这一年中，还有一位讲现代文学的先生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他的课在理教一间大教室里进行。时值酷暑仍听者云集，先生已过花甲，且颇胖，每堂课下来，一件单衬衣上大片大片全是汗渍，已谢顶的头上也铺了一层亮晶晶的汗，然而上课铃声一起，仍然满头大汗讲得十分认真。课毕，总有众学子余兴未足而拥在先生周围，先生更加汗如雨下，而汗津津的脸上却仍带着顽童般天真的笑容，瞪着小而圆的眼睛，听学生吱喳喧嚣于耳畔，不时饶有兴味用力拍一下秃而亮的脑袋，然后一如讲课般卖力地回答关于张爱玲或鲁迅的各类问题，至忘情处每每手舞足蹈，两只小眼便全眯进一脸油汪汪的汗渍中去。
学生中多有仰慕先生者，无论诗词歌赋、小说杂文，皆投诸先生以请指点，先生每堂课总带走厚厚一摞文稿，下堂课又带回。每篇必阅，批之甚细。有出色者，先生往往招之面谈，其情殷殷。尝闻中学老师以批作文为苦差，然先生义务兼此“苦差”却乐此不疲，至今我每思懈怠，眼前便浮现先生满头大汗的一张笑脸，以及每次收去带回的一摞厚厚稿纸，思此则生愧而知向前。
一年之中，惠我之先生何其众。他们默默地宽容了我及众多和我一样的偷听者，甚至对我们的求教也欣然指点。曾有两位先生明知我非北大学生，也为解答我的问题；他们将其平生所学化做春雨，让我在课堂上与他们一起翔驰纵横而获得莫大快乐；他们以其博大质朴、沉着从容的气度无声地感召着我，让我不知不觉中退去浮躁，终能在四周繁华的喧嚣中稳坐一条冷板凳；他们勤学孜孜，诲人殷殷，常思善疑，让我常以此为自勉，不敢懈怠时。这一年穿梭于北大与自己学校之间，每周加起来行程几达百里，冬冒霜雪，夏顶烈日，然因有这样的一群先生，让我说不出一个“苦”字。
纵不考研，我也愿“偷听”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