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曾国藩家书》中发现一怪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前）缺，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月月见底，手头拮据，并且还欠了近千两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无奈的境地？
在工资不涨物价飞涨的当时，文官京员的正俸有俸银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给，二品官岁俸银155两、禄米77石5斗。如果去掉吃的不说，单从花的看，他6年的岁俸只有930两。当时物价涨得比胡子长得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长得还慢。曾国藩身为朝廷高官，其薪情与待遇相比，存在很大的剪刀差。带着一家老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两银子，相当于他三年的俸银，这种支出的悬殊，很容易让人想象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多么的不足为外人道。工资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经济困难的根源。为了解决官员工资低的问题，朝廷也是绞尽脑汁，多设名目，予以弥补，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经制文员加发恩俸，另有公费、役食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收入低的现实问题。
勤俭、顾家、应酬多，曾国藩一生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在家书中训诫几个弟弟做到，自己也首先带头做到。在朝为官几十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严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说，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相传曾国藩为官30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时一着之，故藏之30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之，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他要花钱，又没钱，想有钱，又不贪，剩下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节俭，二是举债。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里债台高筑的原因很多，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弟。作为儿子，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从衣服、耳帽到阿胶、膏药、高丽参等，无所不有。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几个弟弟关怀备至，不但在学习上帮忙和指导，而且大多数学费和生活费也是出自他之手。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
曾国藩也是一个债权人，外人也欠他的钱，从他家书中看，将近千金，如果把这笔大账收回来，是可以抵上他的负债的。但从他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到，他是非常乐善好施的，不会向别人追债。
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