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梁山泊看作是一个公司的话，其发展历程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企业史，有着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特点鲜明的阶段划分。宋江到来前后“梁山泊公司”在组织管理上俨然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
由“白衣秀士”王伦开办的创业型企业梁山，早期最为核心的组织管理基本制度就是排名制，初创时期的第一把交椅自然是落第秀才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几经周折上了梁山之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晁盖带着吴用等六人入主梁山泊之后，虽然发生了火并王伦等大变故，但依然沿用了这种排名制：晁盖、吴用、公孙胜分列前三，林冲排在第四位，黄泥冈功臣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位列五至八位，梁山泊旧将杜迁、宋万、朱贵分别坐了第九至第十一位。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简单，既可以让梁山泊里的等级一目了然，也能比较容易被各位大小头目接受，便于推行。但是，这种排名制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排名依据无法明确和量化，是按对山寨的贡献，还是按个人能力、江湖地位，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水浒传》中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曾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刚到梁山之时，竟然屈居江湖无名之辈杜迁、宋万之下。这不能不说是“火并王伦”的原因之一；二是过于死板，座次排定后，很难进行调整，对后来者而言能力再强、贡献再大，也只能排在后面。显然，这种排名制并不利于企业的高速成长，对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来说很不适用。
在“江州事变”发生后，宋江带着二十余位新头领投奔了梁山。“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官场中人“及时雨”显然不敢当真，再次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如是，高管班子就已经明确，奠定了新梁山集团董事会的格局。对于其余头领的位次再延续那不合时宜的排名制已然不妥——跟着宋江上山的这帮头领都很有来头：神箭手小李广花荣、当过青州兵马统制的霹雳火秦明、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李逵、江湖上独一无二的神行太保戴宗等，一下子带上来二十几号将领，新队伍的实力甚至都超过了山上的旧有人马。
此时，初来乍到的宋江展现了领导者本色，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足以改变梁山激励体制方向的话：“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左边一带，是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九人；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为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等二十七人。
虽然在董事会里宋江位在晁盖之下，但是，宋江一句“休分功劳高下”就已经将梁山改姓为“宋”：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对董事会之外的人来说以前的排名通通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在中层人员团队中，梁山旧将有九位，随宋江新来入伙者则多达二十七位，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宋江这道废除排名制的“一号命令”可谓公私兼顾。于私来说，为宋系人马立足梁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公而言，这个根据“日后出力多寡”再定座次的“一号命令”就相当于企业管理中常用的“鲶鱼效应”：有效地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这样可以让员工在刺激作用的驱动下，展现活力，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