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父亲康熙大帝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非常杰出。但是，康熙在统治后期，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加之因储位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逐步倦于政务，思想日趋保守。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他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在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指导下，文过饰非，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一些社会弊端越来越严重。除了储位和朋党之争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员贪墨，贿赂公行，国库空虚百姓不堪重负，已经危及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雍正9岁就随父巡行，19岁随父征战，21岁封贝勒，22岁建府参与政事，直至45岁继帝位。在漫长的“旁观者”位置上，他对乃父倦政所产生的后果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正是由于看到了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因而有着“政治一新”宏图大略的雍正，即位后就向臣下表示革除前朝积弊的决心：“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治贪成为雍正施政的重中之重，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第一大战役和长期坚持的治国方略。
雍正治贪有一整套举措。一是清查亏空。雍正即位前，内阁草拟登基恩诏，按惯例开列豁免官员亏空一条，被雍正坚决堵住。他即位刚一个月，就向户部下发了全面清查钱粮的诏令；翌年正月十四日，发出在中央设立会考府（专司审核各部院开销的机构）的上谕，由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他对允祥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在雍正的严厉督查下，清理亏空、惩办贪官的工作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在清查亏空中，雍正采取三个手段：
第一，罢官。针对前朝“留任补亏”让贪官们得以勒索百姓补亏的弊端，雍正坚持先罢官后索赔，一定要贪官们自掏腰包赔补，不让他们留在任上假公济私。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上奏：通省府厅州官员，在任三年以上已寥寥无几了。
第二，索赔。雍正下令，查出亏空的，无论什么人，决不宽贷。自己还不起的，家人和亲戚代还；畏罪自杀的，人死债也不烂，仍由其家属亲戚代偿。
第三，抄家。赃官们罪证一经核实，就把他们的家产抄个干干净净，连他们的子弟、亲戚也不放过，雍正也因此得到“抄家皇帝”的绰号。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将家用器皿摆到大街上变卖，以便补亏；第十子敦郡王赔了数万金尚未赔完，就被抄家。户部、内务府官员亏空概由涉案官员包括其前任予以赔偿。地方上的那些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大员也纷纷被革职抄家，不够偿还的则责令其家人赔偿。《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和他的姑父苏州织造李煦都因任上亏空被抄了家。清查亏空搞得如火如荼，历代皇帝中未有如此彻底者。在清查亏空的同时，对于新贪者更是严惩不贷，不但革职抄家，有的还被杀了头。
二是耗羡归公。耗，是正税以外的附加税。这种火耗朝廷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默许。火耗不上交，为地方官员私用，结果这种火耗越征越多，河南、山东等省的火耗率达到80%左右，不但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成为官吏们半合法的腐败收入。雍正深知其弊，他在即位之初即发动廷臣和地方官员讨论耗羡（实际损耗的剩余部分）提解和归公问题，后来见双方争执不下，就于雍正二年七月初八日作出了耗羡归公的乾断。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耗羡归公政策的实行，不但断了地方官半明半暗的财路，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各省火耗率普遍降低，特别是河南、山东的火耗率分别降低到13%、18%，不足原来的1/6、1/4。
三是取缔规礼。雍正即位前和即位之初，地方官必须按规定向上司馈送礼金，问题极其严重。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巡抚黄炳报告他所主管的衙门，以前每年收规礼银达11万两，规礼不除，吏治难清。雍正元年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对于贪恋规礼的官员，一经发觉，就严加处理。巡察御史博济、山东巡抚黄炳及博尔多、余甸等都受到严厉处置。同时，雍正还加强对中央官员的约束，清理和取缔“部费”（相当于回扣）。取缔规礼成为一场严厉的反贪斗争。
四是发银养廉。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雍正即位初时国家岁入约为四千万两，而王公百官的俸禄不及一百万两。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两，至于县令以下官员那就更少了，仅仅四十两、三十两左右，不但无法开支请办公人员等费用，连自身生计也难以维持。于是雍正下诏从耗羡中取出一部分设立“养廉银”，让官吏们生活上过得去，不去作非分之想。从总督到州县官，根据官职不同和办事需要，养廉银从上万两到一千两不等；对于京官，除了正俸外，发放“恩俸”（实际上就是加薪），使官员们得以脱离非法敛财（许多为生计所迫）的恶性循环，享受合法待遇。
五是信用干员。雍正用人有其严格标准，那就是“忠、公、能”三者兼备。“忠”，就是对大清王朝特别是对他个人忠诚无二；“公”，不仅自身廉明，而且能为朝廷、能为皇上着想；“能”，当然是才具，能办事。
在这种用人思想指导下，雍正有一批被他宠信的、能力很强的王公大臣，其中有“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怡亲王允祥，有“居公虚心”的果亲王允礼，有出将入相被雍正誉为“公忠弼亮”的鄂尔泰，有“第一宣力”的汉大臣张延玉，有“模范督抚”田文镜，有“勇敢任事”的总督李卫。雍正对这些大臣推心置腹。放手任用，对他们的创举极力褒奖并加以推行；当他们受到弹劾、围攻时，他力保过关，全力支持；当发现他们有缺点时，则“惜之，教之”，宠信不衰。这些宠臣成为他推行新政、厉行治贪的得力臂膀。
但是，对于过分出格者，雍正就是另一种态度了。宠臣年羹尧被封为抚远大将军，加太保。他自恃位高权重、皇上宠信，逐渐骄横跋扈，贪赃纳贿，成为清代罕见的“贪赃大将军”。雍正断然处置，将年羹尧革职抄家，最后赐其自尽。正是这种恩威并重的驾驭手段，使雍正有一批战斗力很强的骨干力量。
康熙为政尚宽仁，特别是在晚期，宽仁实质上成为放纵，以致贪暴横行。而雍正即位后则认为，“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形势已不容许再宽仁了，主张严猛政治，“且猛做去”。康熙宽仁，得盛名；而雍正严猛，得骂名。但实际上却是，宽仁（放纵）则百弊生，严猛则吏治新。雍正深知，不仅依靠贪官反不了地方上的贪暴，即使是清官，也可能因为方方面面关系以及切身利害得失而放不开手脚。他的对策是，派出比较精明强干的钦差大臣，并抽调一批候补官员随同下省，查处一个，候任官员就补上一个。查处者不但无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得到实缺，何乐而不为？同时，成立会考府，整治部院腐败。雍正在严厉打击贪暴的同时，设立养廉银，超过正俸许多倍。这样，不但把大多数迫于生计的官吏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公守法，尽职尽责，而且也使贪暴者更加孤立，更加不得人心，从而也更有利于治贪斗争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