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郊游玩什么、怎么玩？不同时代玩法不同，先秦郊游有“风情”，魏晋人重精神，隋唐人讲吃喝……
先秦的“风情游”和“情人节”
先秦是个热情奔放的时代，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似乎都热衷于郊游。孔子的弟子曾点就特崇尚“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郊游生活。对此，孔子只说了四个字：“吾与点也！”赞成曾点的想法，可见孔子也喜欢郊游。
先秦人的郊游浪漫而“风情”。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许多爱情诗篇，都是时人郊游的记录。
《出其东门》诗起首便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了城东门，满眼都是花枝招展的郊游女子。《溱洧》一诗也说“士与女，殷其盈矣”，在溱水和洧水的河边，出来郊游的郑国男女，到处都是。
这些男女在郊游中增进了解，两情相悦，私订终身。当时增殖人口是对适婚男女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生产”任务与农民播种一样，都不能“失时”。所以谈情说爱的求偶式郊游，成为当时郊游的一大特征。
国家为方便男女的感情交流，还设定了固定的春游节日——“上巳节”。上巳节，因选取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上巳节有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溱洧》一诗中描写的内容，正是郑国青年男女在上巳节郊游、相会交流的热闹情景。
魏晋看重精神层面的“玄游”
魏晋时代，“风情游”的色彩淡化，转向看重精神层面的“玄游”，把郊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许多士人“返乎自然”，把理想寄托于郊游过程的山水之间。玄游提倡“贵无”，因“玄学”而兴起。
当时出现了许多郊游名士，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就是代表人物。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述：“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当时留下记载的郊游活动也不少，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便是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这天，与谢安、孙绰等41名贵族郊游后书写的。
有“中国山水诗第一人”之称的谢灵运，在郊游方面最讲究。《南史·谢灵运传》载，他有一套郊游的“行头”，头戴曲柄笠，脚蹬木屐，可谓当时的“骨灰级驴友”。这种“木屐”被时人称为“谢公屐”，前后都有齿钉，“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但郊游最高境界的，还要数陶渊明。有“千古隐逸之宗”美誉的他，做了13年“公务员”后，辞彭泽县令之职，把家都搬到了郊外，过起了悠然的“田园生活”。他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凡脱俗，至今没有哪位“驴友”能超越。
唐人的“郊游热”和“吃喝风”
魏晋人郊游虽游出了境界，但“郊游热”在普通人间并未兴起，仅属“小众游”。到了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群众“郊游热”，尤以京城长安为最。
杜甫《丽人行》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游盖飘青云”条也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
长安东南郊的“曲江风景区”，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曲江是个人工湖泊，开凿于隋初，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观。虽属皇家花园，却对市民开放。
每到中和节和上巳节，曲江两岸游人如潮，以致长安几成一座空城。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也在上巳节前，会聚京城的学子，更会利用这个机会到曲江尽情游玩，有钱的学子还会到教坊（青楼）请来“小姐”陪游。
与先秦的“风情”、魏晋的“精神”不同，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白居易的所谓“酬钱员”，便是请钱员外吃饭的意思。
唐代郊游的吃喝之风，吃出了不少可载入中国饮食史的“游宴”，如设宴地点在曲江风景区内的，便有上巳节游宴、新进士游宴、关宴等。
唐人热衷于郊游，除了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有关外，与假期多和上层的大力提倡也有直接关系。《唐诗纪事》记载，唐代从皇帝到臣僚都喜欢郊游，并因此形成了制度。每年春天，皇帝都会带着后妃、朝臣游梨园，到渭水边游览祭祀；夏天游葡萄园，秋天则登大雁塔。
宋以后郊游爱“体育”
唐人称春季郊游为“踏履”，宋代人多称“踏青”，并设有“踏青节”。在宋代，郊游也出现过小高潮，但人们更喜欢选择清明节外出，而非上巳节。
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北宋都城汴京人，在清明节这一天郊游踏青的情景。南宋时，清明节踏青已成为时人风俗，周密《武林旧事》中即称，南宋人“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
到了明清时期，作为古代中国“郊游热”兴起重要标志之一的上巳节彻底衰落，其郊游内容被完全糅合进了清明节里。
清明节，是给先祖亡人扫墓的日子。趁着扫墓郊游，这在明朝的南方特别明显。明谢肇淛《五杂俎·天部二》中称：“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履相错，日暮，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
宋以后古人郊游的活动内容变得多元化，趋于简朴，体育健身运动受到喜爱：宋人喜欢蹴鞠（踢足球），明人喜欢打秋千（甚至将清明节称为“秋千节”），清人更迷恋放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