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就是饭碗，这在今天是常识。无论是给政府工作，还是给私人老板打工，受点委屈或者遭上级不待见后，就辞工不干，这种现象可不多见，除非是你不想过日子了。但在南宋，或者说在两宋官场，这种现象却十分普遍。
先来看看南宋有哪些人曾经跟皇帝闹过辞工，朱熹、叶适、真德秀、魏了翁、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等，前四位是著名理学家，后四位是著名文学家，他们都有闹辞工撂挑子的经历。
以大儒朱熹为例，他当官的时间并不长，却闹过四次辞工。第一次是在泉州同安县主簿这个小官任满后，就嚷嚷着“我不干啦”，上司倒也爽快，朱熹喊不干，就放他回家。第二次因最高领导宋孝宗接见他，碍于情面他便出山任开学博士侍次，相当于副教授，但朱熹感觉不顺心，隆兴元年撂挑子回家。第三次在知福建漳州任上，因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的建议未被采纳，他为表抗议而辞工。第四次是宰相赵汝愚推荐他去给宁宗当老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因宁宗不喜欢理学，他再次甩手不干。
和朱熹一样，南宋的中高层士大夫，鲜有未闹过辞工者。无论是被弹劾的，还是自己真心不想干的，最后的结局无非是跟皇帝闹罢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宋代有“祠禄”制度。
什么叫“祠禄”呢？就是官员回家待着，工资还照发，还照样能拿到国家的钱。这个制度最早形成于宋真宗时期，只有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才有如此待遇。《宋祠禄之制》介绍说：“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王安石变法后，祠禄制变成了“以处新法之异议者”的名头，开始对中层官僚放开，从以前的寥寥数人，变为近百人。
南宋官员闹辞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遇到言官弹劾，为躲避朝廷惩罚，不得已“自乞奉祠”或“落职奉祠”，自己主动提出不干，回家读书务农。比如南宋后期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都曾玩过这种把戏。第二种是干得不顺心，就像朱熹那样的，既然不能得君行道，那我不妨回乡讲学、谈道写书去，反正朝廷又不会少了我的薪水。第三种是年龄比较大的官员，到了退休年龄不能退休，当然要跟皇帝闹上一闹。第二种情况的士大夫往往比较多，像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人，都是因为壮志难遂而愤然撂挑子的。
辞工后，士大夫虽然不用为后半生的生存问题而发愁，但心情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怡然自得，有的安于现状，也有的倍感郁闷。
朱熹非常喜欢辞工后的生活，他曾兴致勃勃地在《与刘子澄》信中开篇即说：“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其自得之态，溢于言表。辞工后拿到的薪水固然不多，但足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笔者认为，朱熹的许多著述恐怕都是这种“白给钱”滋养出来的。
陆游则对赋闲生活采取了恬适的态度，所谓“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恰是这辞官后的薪水在支撑他的老年；又有《山间杂咏》云：“祠禄留人未挂冠，山园三亩着身宽。百年竟向愁边老，万事元输静处看。花径糁红供晚醉，月天生晕作春寒。汗青事业都忘尽，时赖吾儿举话端。”诗中所言，正是无职而有禄的状态，能于其间较为泰然地享受村居生活。
刘克庄辞工后的心情不算太好，他在答朋友的诗中曾说“牢落祠官冷似秋，赖诗消遣一襟愁”。这就是另外一种心情了，虽然不必为生活发愁，但壮志不能实现的人生苦痛，只能靠写诗来消遣，想想也是不甘心。不唯如此，刘克庄的许多朋友如林希逸、徐明叔等也因为辞工“奉祠”而里居，好在这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在一起组社唱和，大大促进了彼此的诗艺交流与诗思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