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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撂挑子的南宋公务员

2022-04-24热读

工作就是饭碗,这在今天是常识。无论是给政府工作,还是给私人老板打工,受点委屈或者遭上级不待见后,就辞工不干,这种现象可不多见,除非是你不想过日子了。但在南宋,或者说在两宋官场,这种现象却十分普遍。

先来看看南宋有哪些人曾经跟皇帝闹过辞工,朱熹、叶适、真德秀、魏了翁、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等,前四位是著名理学家,后四位是著名文学家,他们都有闹辞工撂挑子的经历。

以大儒朱熹为例,他当官的时间并不长,却闹过四次辞工。第一次是在泉州同安县主簿这个小官任满后,就嚷嚷着“我不干啦”,上司倒也爽快,朱熹喊不干,就放他回家。第二次因最高领导宋孝宗接见他,碍于情面他便出山任开学博士侍次,相当于副教授,但朱熹感觉不顺心,隆兴元年撂挑子回家。第三次在知福建漳州任上,因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的建议未被采纳,他为表抗议而辞工。第四次是宰相赵汝愚推荐他去给宁宗当老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因宁宗不喜欢理学,他再次甩手不干。

和朱熹一样,南宋的中高层士大夫,鲜有未闹过辞工者。无论是被弹劾的,还是自己真心不想干的,最后的结局无非是跟皇帝闹罢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宋代有“祠禄”制度。

什么叫“祠禄”呢?就是官员回家待着,工资还照发,还照样能拿到国家的钱。这个制度最早形成于宋真宗时期,只有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才有如此待遇。《宋祠禄之制》介绍说:“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王安石变法后,祠禄制变成了“以处新法之异议者”的名头,开始对中层官僚放开,从以前的寥寥数人,变为近百人。

南宋官员闹辞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遇到言官弹劾,为躲避朝廷惩罚,不得已“自乞奉祠”或“落职奉祠”,自己主动提出不干,回家读书务农。比如南宋后期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都曾玩过这种把戏。第二种是干得不顺心,就像朱熹那样的,既然不能得君行道,那我不妨回乡讲学、谈道写书去,反正朝廷又不会少了我的薪水。第三种是年龄比较大的官员,到了退休年龄不能退休,当然要跟皇帝闹上一闹。第二种情况的士大夫往往比较多,像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人,都是因为壮志难遂而愤然撂挑子的。

辞工后,士大夫虽然不用为后半生的生存问题而发愁,但心情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怡然自得,有的安于现状,也有的倍感郁闷。

朱熹非常喜欢辞工后的生活,他曾兴致勃勃地在《与刘子澄》信中开篇即说:“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其自得之态,溢于言表。辞工后拿到的薪水固然不多,但足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笔者认为,朱熹的许多著述恐怕都是这种“白给钱”滋养出来的。

陆游则对赋闲生活采取了恬适的态度,所谓“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恰是这辞官后的薪水在支撑他的老年;又有《山间杂咏》云:“祠禄留人未挂冠,山园三亩着身宽。百年竟向愁边老,万事元输静处看。花径糁红供晚醉,月天生晕作春寒。汗青事业都忘尽,时赖吾儿举话端。”诗中所言,正是无职而有禄的状态,能于其间较为泰然地享受村居生活。

刘克庄辞工后的心情不算太好,他在答朋友的诗中曾说“牢落祠官冷似秋,赖诗消遣一襟愁”。这就是另外一种心情了,虽然不必为生活发愁,但壮志不能实现的人生苦痛,只能靠写诗来消遣,想想也是不甘心。不唯如此,刘克庄的许多朋友如林希逸、徐明叔等也因为辞工“奉祠”而里居,好在这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在一起组社唱和,大大促进了彼此的诗艺交流与诗思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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