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些地方、部门，一旦有“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舆论引导”、“公关技巧”，如果事件没解决好，多半会指责“舆论引导不力”、“公关无方”，而讳言处置不当。如此思维应对“突发事件”，实则是“本末倒置”。
史上首家媒体诞生前，突发事件也时常发生。可那时官员手里压根儿就没有“媒体”，更谈不上舆论引导，相反，突发事件中的“谣言”、“流言”却可以满天飞，舆情形势和今天相比，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尽管舆情严峻，但妥善“处突”，历来就是各级官吏责无旁贷的“第一责任”，但他们“处突”靠什么呢？乱翻历史，能靠的办法，正是当今政府一再强调的，处置热点事件“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
北宋熙宁四年，《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东明县在试行过程中，因执行官员欺软怕硬，搞权钱交易，在确认群众“免役权”时严重不公，于是群众结伙向知县告状，可知县贾蕃拒不接受呈诉，于是事态开始升级。群众就聚集到开封府上访，可开封府也不受理，事态再次升级。上访群众掉头拥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数百农民“私闯”宰相府，在当时绝对称得上“耸人听闻”！宰相的水平就是不一般，“一般”也当不了宰相，王宰相当即表态：“尔等问题，定当妥当处置，务请各自回家！”群众散去后，王宰相一边严令东明县迅速、公正解决问题，一边代表宋神宗，依法摘下贾县长的官帽。理由是“不受民诉，引致京师喧哗”，于是群众皆呼“王青天”！
这起案例起码回答了两个问题：没有“舆论引导”或“危机公关”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能！“处突”效果是否完美取决于什么？答案是：取决于为政者能否正视并解决问题！
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农家普遍缺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冲突高潮时，官民之间产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此事引起各方震惊，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对李伟烈“革职严审”；二是“缓征”并开仓借贷；三是待事态平息后，云南政府要“查明为首倡议之人，即速严拿务获，从重办理”。
既然突发事件有事态升级快的特点，那么“处突”速度就绝不能迟缓，否则就贻误时机，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是，在这起处突中，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请示上级、第一时间“领导出面”、第一时间“解决诉求”、第一时间“严厉问责”，然后等事态平息后，再严惩闹事的“带头大哥”。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待，此次“处突”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也应有资格进入今天的“处突”教材。
其实，古代“群体事件”的起因，与现在大同小异。除了天灾外，大多起因于政府行为侵犯了群众利益，如报灾要赈、求免税粮、反对科派勒捐、追讨工费等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
当然，在过去“官本位”环境下，还时常会发生类似于“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等事件，即“弱势群体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绅士欺压”之事。那么，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古代官员是怎么处置的呢？
明万历年间，就发生过一起影响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它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如今的“李刚”是副局长，而明朝那个的“李刚”，竟是当朝万历皇帝的老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万历时，书画家董其昌曾供职翰林，当过皇帝的老师，后辞官回乡，因其了不得的经历，地方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董其昌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当年我给皇帝当老师的时候……”此人才艺甚高但人品低下，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受迫害的乡邻屡次向官府告状，但官府畏惧董其昌朝中有人，不敢过问。一天，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带着家丁，强抢一名叫绿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里群众阻拦。董祖常开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刹那间，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点燃，最后，万余群众在“若要活得好，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中，将董府团团围住。董其昌不知退避，还从“打行”雇来数百个打手助威。于是冲突骤起，有人将芦席点燃抛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时逃走，才幸免于难。
事后董其昌分别向县、府、道、抚四级衙门告状，但巡抚王应麟私下认为，这明摆着是一起典型的“因果报应，罪有应得”事件，加之唯恐如真追查，会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于是王巡抚因势利导，采取了最能体现“处突”智慧的办法：“虚张声势、外紧内松。”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