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众多，口音也非常浓重，在通讯、交通均不发达的古代，便导致各种沟通交流的不便，不仅闹出了诸多误会，甚至还影响到了升学、当官。
柳宗元办公靠翻译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项不得在籍贯、出生地为官的规定，这就导致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即使加上用手比画也表达不清楚。可如果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审案，正常只需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那时广西属烟瘴之地，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以致语言不通，用文字也无法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以头撞墙。
曾国藩讲话乡音浓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曾国藩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懂，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清楚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自己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有时二人无话不谈。谈话间，曾国藩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不是下流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曾国藩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方言，意为“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他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乡音浓重。吃辣椒的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曾国藩不仅写奏折，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不爱听，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曾国藩太激动，语速有点快，这让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他不断叫停，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结果，咸丰听懂了，也怒了，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非要军机处给他治罪。要不是大臣拦着，曾国藩的脑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因方言而吃亏
民间有句话：“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在调侃之余，也确实道出了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差的现实。清末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广东老乡普通话也都不咋的，两人在事业发展上也吃过普通话不好的亏。
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向全国推广“正音书馆”，尤其是在福建、广东地区，要重点推广北京官话，也就是所谓的“普通话”。而且，不会说普通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康梁二人生在此时，想必普通话水平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康梁恰恰生于晚清，此时以北京官话正音的问题早已被荒废。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都出生在珠三角地区。两人既是老乡，又是师徒，还是政治同盟，平时两人交流，用粤语酣畅淋漓。但二人走南闯北，传播先进思想，只能自学普通话，他们的“广味普通话”也是一大鲜明特色。
最麻烦的是见皇帝。康有为到处讲，说光绪接见自己时，两人会谈了很久。这说法连《清史稿》都被忽悠了。不过，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又另有说法。他说，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荣禄听得直皱眉头，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长时间，唯独接见康有为，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到底谈了什么，别人无从知道，但光绪后来还接见了梁启超，完全可以做个参照。
梁启超见到光绪，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但无奈光绪听着很费劲，只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如将“考”说成“好”，将“高”说成“古”。有时梁启超讲一句，光绪还要问一句，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或者还要用翻译。这情景，光绪的兴致早没了。但凡被皇帝接见后，按说都要被赏个四品官，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
可见，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