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年间的吏部主事何刚德，有幸参加过皇上的一次生日宴会。时间，甲午年六月；地点，紫禁城太和殿。
说其有幸，并非虚言。主事官阶不过六品，本无资格和皇上套近乎，但其时各部可圈定两名群众代表领受皇恩，何刚德光荣入选，这才开了一回眼。所谓群众代表，其实也有级别，司局级。据何氏在《春明梦录》中回忆，该宴会很是一般，“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他的评语是：“宴惟水果可食。”就是这个只能吃上仨瓜俩枣的皇家宴会，却把人折腾得不一般，盖因礼数太多。与宴者要时刻听从皇家司仪即赞礼者的招呼，此人站在殿陛上高喝一声“跪”，众人便得立马从炕桌即“几”旁站起，然后齐刷刷地跪下去。跪毕，再围着炕桌坐下，继续咂摸歪瓜裂枣的滋味。“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这通折腾，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身子骨差点儿的还真顶不住。
中国既为礼仪之邦，官场之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说道，如此方能“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公文格式为例，皇帝特降之命令为谕；臣下奏请由皇上批复的为旨；专供省級干部传阅的人事任免等通报为廷寄；上级机关对下级催办公事的文书称札；文职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为禀，武职为详；下级官员有事向上级领导汇报，需用手折，给皇上的报告则为奏折……这仅是清代的规矩，其他朝代的暂且不算。初入官场者，光是弄清这些名堂便够晕一阵的。
当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收到过建德一李姓把总送来的文书。老曾见后激动得赋小令一首：“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移封又称移书，本应用于平级官署之间的交涉。清代总督，加尚书衔为从一品。把总不过七品武职，和总督中间隔着副将、参将、都司、守备、千总、百户等一长串官阶。这李把总，平素想给总督叩头都够不着，递送公文居然用起了与之平起平坐的移封，太离谱。无怪乎逗得老曾诗兴勃发。
大清江山尽管是马上得来，但在官场礼仪制度上却一点也不含糊。比如，大臣无论年龄大小、品级高低，面见皇上一律得跪着说话；再如，如果赶上圣上心情不错，谈论公事之余问及臣子的家事或是赐个仨瓜俩枣的，跪着的臣子必须立即谢恩，程序为先脱帽，后叩头。脱帽必须以花翎指向御座。再往脑袋上戴时，只能用一只手整理帽襻。至于叩头，更需功夫，关键是要带响，而且必须响达御前。若怕额痛而不响，或响而痛不可忍，蹙眉闭眼，皆为不及格。有记载说，曾经教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认过字的翁同龢，下班后“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声称如此可健身醒脑。其根本目的，恐怕还是想多操练操练，免得叩头谢恩时响动不达标，有损两朝帝师的名头。
翁师傅的头磕得虽好，但最后还是被一道上谕革职回了老家，而且被严加看管。因为他有点儿嘴碎，得罪了太后老佛爷。相比之下，另一大臣曹振镛则成熟得多。曹大人在嘉庆、道光年间长期担任军机大臣，还当过上书房总师傅，死后被道光皇帝予谥“文正”。按清朝惯例，只有进士出身、当过翰林且功勋卓著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谥号中才可带一“文”字，而“文正”更是其中规格最高者，只由圣上一人定夺。有清一代，获“文正”之谥的大臣仅八人，其中包括曾国藩。可见曹振镛之了得。
曾有门生问曹老师圣眷不衰之诀窍。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话虽简单，但绝对经典。这曹振镛虽说开口有限，却总能说到点子上。道光皇帝当政后期，对臣工没完没了地提意见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让后人说三道四。关键时刻，曹振镛开了口，建议圣上看折子时对内容不置可否，专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规矩的地方，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没多久，满朝大臣再无一人叽叽喳喳，和谐多了。大家都非智障，这点小九九再弄不明白，干脆别混了。后世有人评说：“道、咸以还，风骨销沉，滥觞于此。”当时有人私下给曹老师写过“表扬信”：“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这样一个人，最后居然成了“文正”。
清帝逊位，民国诞生，跪拜叩首之陋俗随之废除，不过曹文正公的传人有的依然吃香。也难怪，比起说话不中听的乌鸦嘴来，“多磕头，少开口”者毕竟更招老大们喜欢。世上有些事情，是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绝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