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站在门外，一筹莫展，突然，他愤怒地翻窗而入，收拾了东西，找到父亲说：“我要走，马上就走，回北京！我在上海快要窒息了。”他当天就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
1979年，顾城陪父亲去上海采访，住在一家招待所里。那天风很大，顾城走出屋子，风就把门关上了，父亲不在，他没有钥匙。顾城站在门外，一筹莫展，突然，他愤怒地翻窗而入，收拾了东西，找到父亲说：“我要走，马上就走，回北京！我在上海快要窒息了。”他当天就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
那天，后来成为顾城妻子的那个女人，谢烨，也在车上。她就坐在顾城的对面。微弱的灯光下，顾城突然就给谢烨念起诗来，还提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并用钢笔为谢烨画像。谢烨看着他，给他回应。
长夜过去，火车到了北京。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时，顾城突然塞了张纸条在谢烨手里。谢烨打开纸条，看到顾城的名字和地址，她才知道，坐在面前的这个戴着厨师帽一样帽子的男人，就是全国闻名的诗人顾城。
去不去找他？谢烨犹豫了很久。但最后，她决定去。开门的是顾城的母亲，她好像早已经知道了谢烨。从顾城家出来，谢烨留下了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还告诉他离开北京的日期。之后，顾城送她离开北京。
“我们在火车上相识，你妈会说我是坏人吗？”顾城问。
“没人说你是坏人。火车开来开去，上边坐满了人，有好有坏，你都不是，你是一种个别的人……你是个怪人。”谢烨回答。
“你会给我写信吗？”她伏在车窗上问。“会的。”“写多少呢？”顾城用双手比了一个厚度，两个手的距离，厚度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于是，从那天开始，他们写了200多封信。
他们不可抑制地相爱了，爱情使他们感到甜蜜，也备受煎熬。1983年8月8日，经过苦涩的4年多异地恋，顾城谢烨走进了婚姻殿堂。
结婚后，顾城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依恋着谢烨。他很少出门，也不会买菜，就连穿什么衣服，都听谢烨安排。他说：“在我失败的时候，在世界的门都对我‘呼呼’关上的时候，你还会把手给我吗？我不怕世界，可是怕你，我的理智和自制力一点儿都没用。”
那个时代，人们狂热地喜欢诗人，顾城经常被邀请到大学讲课，每次出远门，他一定要带上谢烨。他在里面演讲，她就一直在门外等着。可是，再美的爱情也敌不过现实，像所有的夫妻那样，钱，渐渐成为他们头疼的东西。
在写作的人当中，诗人能得到的稿费是最少的，经常只有三五块钱。这样的数字，并不足以维持生活，日子一天天开始拮据，谢烨也变得很焦虑。她希望顾城也能像其他男人那样，有一份薪水稳定的工作。可是顾城只会写诗，并没有其他的谋生能力。有一次，顾城和谢烨骑自行车去看望诗人舒婷，舒婷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坐地铁来？坐地铁只要一毛钱而已。”顾城说：“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
1987年，谢烨跟随顾城游学欧洲、美洲之后，决定在新西兰的一个孤岛上停留下来。他们期待过一种返璞归真的简单生活。在那个小岛上，顾城买了一栋简陋的房子。他们亲手把石头从山上搬下来，翻盖房子，因为没有自来水，就在屋顶做了个蓄水池用来洗澡。随后，他们的儿子木耳出生了。
但是，孩子的降临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真正的快乐。顾城不喜欢孩子，他把木耳送到当地的酋长那里抚养，也不让谢烨去看他。他们在国外的生活非常节俭，顾城那时候的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不好。谢烨需要衣服，便去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买，顾城就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不起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了。
顾城一天比一天厌世，经常说要一起自杀的话，谢烨的精神每天都极度紧张，担心回家就看见顾城的尸体。
岛上不好找工作，为了生活，谢烨只能到附近的城里打工。她在城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因为很漂亮，又善于交际，一个新西兰男人爱上了她。其实，谢烨也想过不为衣食发愁的生活，但是，她内心深爱的是顾城。
此时的顾城，爱上了一个叫英儿的女人。英儿曾在《诗刊》杂志当过编辑，与顾城在一个诗会上相识。顾城为她办理了去新西兰的手续，她也来到小岛上，和顾城、谢烨一起生活。顾城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他希望英儿和谢烨能够和平地相处。
由于英儿的出现，顾城和谢烨之间的感情彻底破裂了，他们开始争吵。就在这时，英儿也接受了一个新西兰男人的求婚。顾城觉得谢烨和英儿都背弃了自己，也背弃了他所幻想的桃源生活，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1993年10月8日，顾城用一把利斧，杀死了他曾经最爱的女人——谢烨，然后在门口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那个戴着白色帽子的童话天使，从此只存在于照片之中。他为什么要那么残忍地杀死谢烨？有人说，那是个意外。也有人说，也许谢烨决定离开，让顾城彻底绝望了……
如今，顾城和谢烨房子的四周荒草丛生，他们的儿子木耳一直生活在新西兰的小岛上。顾城夫妇去世后，他们的朋友捐款为木耳成立了“木耳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一直帮助木耳成长。只是，为了隐瞒当年发生在父母身上的悲剧，他的亲人没有让他学习中文，加上新西兰知道顾城的人不多，木耳至今不知父母离世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