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鲁迅的独子，人们为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框子：有的人觉得我应该温文尔雅，有的人觉得我应该身体健壮，还有的人觉得我应该文笔超群，字写得很漂亮……我被迫在各种各样的框子里生活，非常吃力。
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同学打桥牌，他们在那儿争论，我就说了我所理解的桥牌规则，同学表示接受，然后，我就走了。但是，不几天就传出，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在学校打桥牌。学校领导就找到我，说：“海婴你是团员，你要做表率，你又是鲁迅先生的儿子，可不能够打桥牌。”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7岁零一个月。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什么样子呢？
是父亲的老——父亲那么老了，我还这么小。
那时候父亲的眼睛已经有点花了，抽烟时怕烧了手，就用烟斗。我每天早上上幼儿园的时候，手里拎着鞋，从楼梯上慢慢下来，走到父亲床前，先观察一下父亲是醒着还是睡着，然后，就拿起他旁边放的烟，把他的烟斗装好。这是我每天的第一件大事。后来我才知道，每逢此时，父亲不管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都是假装睡着的，好让我尽我的孝心。放学回来，父亲就半笑不笑地看着我，我看着他。他说：“我今天抽了你装的烟。”我一下子就高兴了。
父亲的遗嘱中有一条是写给我的。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在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对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妈妈要求我不学坏就好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家长一会儿要求他学钢琴，一会儿又要求他学绘画。
邻居家有个留声机，我也想要一个。妈妈和父亲商量了，跟我约法三章，就是只能在晚饭后放。父亲就托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去买。第一次买回来一个手提式的，很小，我一看说不要。内山就“哈依哈依”，把那个拿回去了。下次又搬来一个，还是不如邻居的高大，但我觉得不能再提出过分的要求了——说不定他会说：“你不要，就拿回去吧。”那就麻烦了。我说好，就把留声机留下了。
记忆中，他打过我一次。因为什么事，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挨打的效果是记得的，因为他打我的时候，嘭，嘭，嘭，非常响，可是不疼。他问我“你还听话不听话”，我说“听话”。于是就和解了。然后我问他：“你拿什么东西打我的？”父亲马上递给我，说：“你看吧。”那是一张报纸卷起来的这么一个长条，当然了，打得很响，又不疼。
父亲的日本朋友中，我没有见过藤野先生，内山完造是见过的。他和我们在抗战电影里见到的日本人不一样。他对人，对中国人是很好的。比如，在他的书店前，夏天就放着这么一个大桶，桶里面放着茶叶，茶叶是我父亲从绍兴买回来的粗茶，便宜，桌子上再放两个杯子，人力车夫或者其他什么人就可以免费喝茶了。这叫舍茶。有的时候，他看见一本书被偷拿走了，店员就问他：“要不要管呢？”内山说：“不要管了，让他拿去吧，他买不起书，但他真的是喜欢书。”
我才十几岁的时候，日本军队在上海侵占租界，他们挎着刺刀，从我面前走过，我非常憎恨他们。但我的经历告诉我，日本人和日本兵、日本宪兵是两码事儿，不是吗？
我已经70多岁了（编者注：指写此文时）。70多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父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要我比较完整地记下自己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涉及父亲的活动，我可没这个勇气。因为在大量前辈的回忆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这方面的资格。至于我自己，一生并无什么大的建树可供记载，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与生活，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