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诉讼，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三毛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模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俩人很投缘———现在。得意地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的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一句话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账，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资料。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烦地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些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不写了、不写了。”
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一个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只有我们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地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地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鼓励小孩写作文,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拼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拼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