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理推演中，到得哪国留学，这人就会爱上这一国家。奥巴马有个老弟在深圳卖了多年的烧烤，咱们有人就推论奥巴马十有八九是个“亲华派”。富有这样思维的人，常常这样推理：这人到某国去留学了，当然就会是个亲该国派，去日的是个亲日派，去美的是个亲美派，去英的是亲英派，去俄的是亲俄派……民国许多人物都到外国留过学，按照文革的划分，他们有海外关系，是“里通外国”分子，而其实呢，他们心里对所留学的国家并没什么好感，有些甚至还称得上是痛恨。
民国狂人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13岁就赴欧留学，所到国家甚多，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都曾留学过，可是他对这些国家，一直没好感，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看到英国教授，就用英语骂英国；看到德国教授，就用德语骂德国；看到法国教授，就用法语骂法国。林语堂先生回忆过一桩事：辜先生有次在北京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前座是个英国人，这老夫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一根长烟斗往人家的脑门顶无缘无故地敲去一棍，那英国人不明就里，以为是辜老夫子向他借火，赶忙乖乖地给他点火。这英国人没想到，辜老夫子不是想借火，而是看到他是英国人，辜老夫子就来气了。
与辜老夫子对外国人乱恨一气不同的是，也有狂人之誉的民国教授刘文典痛恨日本，那就所来有因了。1909年，刘文典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在那里读了三年，他在去日之前，就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清末民初，日本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庇佑所”，举凡被清政府通缉者，往往都去日本“政治避难”，很多人因此成为“亲日派”。刘文典在留学之初，对日本也是充满憧憬的，后来他对日本恨之入骨，起于“九一八”事变。此后，他每次夹着讲义上课，首先上堂“政治课”，痛骂小日本。与一般“愤青”与“愤老”不同的是，刘文典恨夷却又师夷，他的学生回忆说：“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每次上国文课，必花一部分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申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有一段，刘文典上课时总是一副睡眠不醒的样子，讲话有气无力，学生开始很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每天晚上都在翻译日本典籍，让国人了解日本，从而以制伏日本。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看到他有留日经历，想当然地认为他定是个亲日派，多次派人来说服他合作“东亚共荣”，有次还登上门来，遭到刘文典以汉语严词相拒，日人甚恼：“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文典凛然相答：“以发夷声为耻。”日本人后来又打发周作人来做“思想工作”，刘对周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以发夷声为耻”的，更有一个苏曼殊。曼殊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其父早年在日本经商，“娶日妇，因生君”，所以，曼殊先生“身形相貌，亦酷类日本人。”以身世而言，“日本为其第二祖国”，但是，曼殊非常痛恨日本，“生平恶日人为寇仇，侨居数稔，不肯操日语。”有回，他生了重病，不肯就医，在床上呻吟辗转好几天，有友见之，硬把他拉到医院里去，日本医生倒是非常热情，望闻问切，“医者款接殷勤”，而曼殊就是不说话，其友在旁边越俎代庖，给他当“代言人”，等医生去拿纸笔来记，转眼功夫，曼殊和尚不见人了！寻遍了医院每个角落，都没影。其友回家，看到曼殊僵卧床铺上了。其友怪怨说：你跑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曼殊说，我听到你讲日语甚是“乖舛”，你乱说一通，医生开错了药，“疾病岂可乱施药剂耶。”其友说：你的日语说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说呢？曼殊敛容道：“君忘吾不操日语乎？”
朱自清至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其实陈寅恪也有这一佳话。陈寅恪曾经喝过日本的墨水，抗战时期，避难于香港，其日本同学写信给日本驻港司令，叫他们别为难陈寅恪，所以日军一直没对陈寅恪怎么的，而且还经常给他送米送面，但都被陈寅恪给拒绝了，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抗战胜利，他与傅斯年等同仁，连续三天上街，一边持酒狂饮，一边又哭又笑，情形类同于杜甫闻说官兵收回了蓟北。
像辜鸿铭、刘文典、苏曼殊、陈寅恪等等喝过洋墨水，却一点也不媚洋的，甚至恨洋的，在近代留学之后海归了的人中，是多而又多的。绝大多数是因为祖国与其留学之国处于对立状态，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祖国这边站队。在这里，他们是把祖国与祖国的统治者区别开了的。他们也许很认同外国的政治主导思想，比如很认同其民主与法制价值﹙辜鸿铭例外﹚；他们也未必对当时国家统治者认可，对其独裁的执政理念，也很不以为然，比如刘文典，据说还曾经脚踢过蒋介石。但是，他们爱外国价值观，却不爱屋及乌，爱他们来侵略祖国；他们恨当时统治者，却也不恨屋及乌，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这是两码事。从这里看出，老一辈学人的思想胸怀，远不是所谓“恨老娘不嫁给美国人”那类人所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