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岁的一位银行职员在约40岁时因为一次突发心肌梗塞差点丧命。他的心脏已经无法再恢复健康，他需要一颗新心脏，然而他必须等待。那段时间他仍在工作，每天晚上都收拾好自己的办公桌。“如果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必须把该做好的都做好。”他说。他总是随身带着两部手机，以防没有接听到电话，错过了生机。2007年夏，电话终于打来：他获得了一颗捐赠的心脏。手术一年后他寄出了这封信。
给有可能会希望收到回音的那家人：
我一拖再拖，总是害怕说出的话不合适。今晚我又失眠了，耳边凭空响起声音，仿佛来自天际。我马上起床，开始写信。现在我坐在这里，半夜12点40分，怀着敬畏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这一年来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着的心脏，来自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陌生人……有一点是我确切知道的：他有一颗好心脏。
我常常问自己，他是怎样一个人？
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他和我一样有老婆有孩子吗？此外还有成千上万其他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常常会想起您，实际上每天都会，尤其是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时。我向上帝感谢这个奇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都会珍惜这个礼物，努力让它健康舒适地待在我的身体里。
接收到这个礼物的幸运儿衷心问候您
附言：任何时候收到回信，我都会很高兴。
2008年以来的每个圣诞节，这位银行职员都会写一封信寄出。数年来他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但是捐赠者家属通过德国器官移植基金会转达给他：他们非常愿意继续收到他的信。就这样一共持续了6年。直到2014年秋，他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我家人的心脏受捐者：
您好！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您这颗心脏来自我的哪位家人……但是我很愿意谈谈，他（她）是多棒的一个人……我每天都在想念他（她）。知道您过得很好，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非常珍视您写给我的信，会好好保存它们。
祝好
附言：我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也希望能继续收到您的信。
对于捐赠者的家人而言，回信也是一种解脱。“现在我很后悔这么久之后才回复他。”她说。她还想继续写信。
一位母亲决定在其36岁的女儿去世时捐献她的器官。后来她得知，一位受捐者手术后仍然去世了，但是不久她也得知获得女儿肺部的一个年轻人活了下来。2013年9月，她写给他和他的家人这些句子。
亲爱的陌生的家庭，亲爱的器官接收者：
……当我开始思考该给您写些什么时，我突然明白，我该写写我失去的最爱的女儿。
她是我的独生女，在一个关系亲密的家庭中受到良好呵护地长大，也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孙子女……童年的她是一个乐观、爱笑的小女孩……少女时期变得非常自信、独立。中学毕业考试前不久她过了18岁生日，决定不再上学。虽然遭到我们的强烈反对，她仍然自作主张退了学。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当然是场灾难，但她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开始接受商务管理人员培训，这就是她的目标——和妈妈做一样的工作。
她的开朗和知足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没有消失，那是2011年9月7日……当时，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下班后一起去她公寓附近的运动场锻炼，快到晚上8点时，她回家了，去邻居家询问，她第二天去买饮料是否需要给他们也带一点。他们闲聊起来，一起看老照片。这些照片可能非常有趣，逗得他们开怀大笑。然而就在这愉快的时刻，我的女儿突然手捂头说：“我头晕。”她摔倒了，头撞到桌子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我知道女儿的愿望，因此毫不犹豫地决定捐献她的器官。
衷心问候您一家人，尤其是您的儿子，希望他身体健康，拥有快乐、知足的一生。
这位今年59岁的母亲非常愿意认识这个年轻人。“但是我不知道，如果这是被允许的，我会不会真的有勇气。”她说。
一个40多岁的女人患有肝病。在新生活开启的那天早上，她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疲倦而虚弱。“今天太不幸了，不会有人打电话过来的。”她想。然而下午2点电话响起：“请您准备好。”
晚上躺在病床上的她听到带来肝脏的直升飞机的声音。2013年，手术一年后，她写下了这封信。
亲爱的家属：
我想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个40多岁的年轻女人，职业是工程师，已婚。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爱和我一起共患难的丈夫。2006年我得知我患有遗传的肝病，到2012年我清楚地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不久，我知道将有个人为我奉献无价的肝脏来拯救我，而他却将失去他的生命。
自2012年6月的那天起，我每天都在为您亲爱的家人祈祷。自那天起，他在我心中占据了一个固定的位置，我钦佩他和他家人的勇气，他们都拥有慈善的仁爱。
我还记得，那时我充满感恩地想象即将到来的手术：医生会取下我的器官，它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中拼尽了全力，然后植入一个新的，它几个月前才确定属于我，将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平静地等待了15个小时，直到周六凌晨5点接受手术。周日我醒来，很高兴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又能骑马和跳舞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很惊奇，在这样的一次移植之后，一个人可以变得如此健康！
我想再次感谢您做出这个充满爱意的决定。
您幸运的器官受捐者
这个女人并没有期望会收到回信。
她只是想告诉他们，她是如此开心。几个月后，她看到了这封来自捐赠者妻子的信。
非常尊敬的孩子：
请原谅我这样称呼您，但是如果不知道名字，确实很难有礼貌地、正式地写称呼，而我实在不愿意用“亲爱的器官受捐者”这样的叫法……
我的丈夫在2012年9月因动脉瘤破裂而脑出血……在那之前不久我们还一起坐在花园里喝咖啡，那是他非常喜爱的一个花园，他还计划种点什么，而且我们还准备3周之后度假。直到下午为止，那天都是个美好的周日，然而不久我的丈夫抱怨头疼……深夜我从医院重症病房开车回家，知道自己将要面对全新的生活……
两天后，医院方面宣布他脑死亡，有人问我器官捐献的事。我非常自然地说了“好”，就在那之前不久，媒体曝光了捐献器官分配的丑闻，我的丈夫和我一致认为，这会引发人们的不安，对急切等待获得捐赠器官的人们来说非常不利。
常规检查结果表明，我丈夫的其他身体器官完全健康，这样一共6个人有了重生的希望……您不需要感谢我，我已经从这个决定中得到了很多回报，无论重来多少次，我的选择都不会变。
请您善待您的肝脏。另外，我很高兴您又能跳舞了，我的丈夫也喜欢跳舞，他也很擅长。我当着一个朋友的面打开了您的信，一个人读信让我有些害怕，不管怎样这有点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件。但是事实证明，一切并不糟糕，那之后我们甚至笑了起来，想着您是否已经注意到，您变得千杯不醉了，因为我的丈夫特别喜欢欢聚，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现在请您享受您生活的每一天，我希望这样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您想和您的捐赠者相遇，就喝杯不加冰块的烈酒吧！
衷心祝福您
145817号捐赠者的妻子
这位捐赠者的妻子如今56岁。从她收到肝脏受捐者的那封信时起，就一直想着该怎么回复。一想到好句子，她就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于是，很多小纸条的内容铸就了这封信。
所有这些信件都不是直接寄给捐赠者的，它们最初都是到达安妮·贝蓓尔·布拉斯·艾斯手中。她打开它们阅读，涂掉某些信息，例如姓名、住址以及其他可能泄露写信者身份的信息。她拨通收信人的号码。“我们收到了一封给您的感谢信，您想接收它吗？”布拉斯·艾斯是唯一一个认识双方的人。作为德国器官移植基金会的协调员，她负责照料黑森州、莱普州和萨尔州器官捐赠者的家属。她和重症病房里的家庭谈话——当一位母亲或儿子生命消逝，其肝、肾和肺却还能继续工作时，她就开始询问家属的捐赠意愿。只要他们愿意，她就和他们保持联系。
几乎所有家庭都提出了这样痛苦的问题：当明显存在器官捐赠丑闻时，是否还应该捐赠母亲的心脏？现在这颗心脏怎么样了，它在谁的胸膛里跳动？而当布拉斯-艾斯和受捐者一方交谈就会发现，他们多么希望能够亲自表示感谢。
但是《德国移植法》禁止捐赠者和受捐者认识。布拉斯·艾斯觉得这很好：“这能保护双方。您想象一下，受捐者的感谢可能让想要安静怀念逝去亲人的捐赠者家属不得安宁。”这些信件是种妥协。它们让双方更加亲近，却不会违反其匿名性。但是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捐赠者和受捐者家庭都知道可以写信。在确定“匿名性规则”的《德国移植法》中，并没有写明这一条。
在过去的5年中，布拉斯·艾斯一共转交了186封来自器官受捐者的信，只有17封收到了回信。全德国范围内的数据不明。现在一些并未收到来信的捐赠者家庭也开始写信了。他们都需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勇气拿起笔，平均在移植手术做完4年之后。有些器官受捐者每年都会在他们重生的日子写信，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回复。